年度盛会，以文会友（黄忠彩秘书长、赵杰副会长、王延中所长、张继焦副秘书长、王剑锋副研究员）

 

难得一聚，来张合影（黄忠彩秘书长、庄孔韶副会长、张继焦副秘书长、马建钊院长）

 

关注新发展，开展学术研讨（“中国新一轮的城市化、工业化”专题会议部分参会代表）

 

在成都藏族聚居区实地考察之一（张继焦、祝家丰、陈杰、温士贤）

 

在成都藏族聚居区实地考察之二（张继焦、祝家丰、陈杰、温士贤）

 

顺访震后重建的汶川县映秀镇（周大鸣、高志英、张继焦、桑扎）

 

近期，中国新一轮的城市化、工业化受到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三门相关学科学者的共同关注，并进行了一次跨学科的研讨。

由西南民族大学承办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2013年年会”于10月26-27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企业人类学委员会和都市人类学委员会联合组织了一个题为“中国新一轮的城市化、工业化”专题会议。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企业人类学委员会秘书长张继焦博士的发言题目是“新一轮的城市化、工业化：产业转移角度的分析”。张继焦指出：过去3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突飞猛进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未来5-10年，在实施“十二·五”规划和下一个10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期间，中国新一轮的城市化进程还将不断加速，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不但会继续存在，而且会愈演愈烈。探讨新一轮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及对策，是一个紧迫的、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安树伟教授、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戴江伟两位联合提交了一篇论文“西安与国际化大都市的差距及发展策略研究”。他们基于国际化大都市的基础框架，从总量水平、结构特征、现代化、全球联系、金融业等方面对西安与主要国际化大都市进行比较，并从发展战略角度分析西安的比较优势，结论表明西安与主要国际化大都市存在全面差距，国际化大都市的基础框架尚未建立，发展战略的缺失限制了西安比较优势的发挥。最后，提出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方针是“以壮大经济总量为核心、以发挥比较优势为突破、以历史文化为特色、以综合性国际城市为目标”。

 

甘肃省民族研究所刘巍文提交了一篇论文“我国各民族城镇化差异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刘巍文依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我国55个少数民族城镇化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他的主要研究结果是，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总体上处于城镇化初期向中期过度的阶段，43个少数民族的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水平，城镇化最高和最低的民族相差近8倍。从经济非农化看，第三产业对少数民族城镇化的正向作用大于工业的作用。各民族主要聚居区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会抬高其乡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预期和实际成本，不利于城镇化。我国的区域自治制度和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优惠政策，保证了各民族同等享有发展政策，不存在人口越多或越少就越具经济社会发展优越性的制度安排。

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历史文化名村面临着急剧变迁和急需保护与传承发展的问题。与普通的村落不同，历史文化名村承载着更加厚重的村落历史和文化，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发展的活的化石。云南师范大学 社会学系曲凯音博士的论文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历史文化名村的文化变迁与文化生态建设——以云南诺邓村为例”。曲凯音以对云南诺邓古村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剖析了历史文化名村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变迁以及所要进行的文化生态建设等问题，提出了以村民为主体、博物馆保护、电子档案保护以及适度地旅游开发等文化生态建设的观点。

城市的发展最好能避免以牺牲当地人的目前生活质量为代价，以少数人的利益换取所谓城市的发展不足取，当地人是城市的主体，他们的社会心态折射出这座城市的发展前景。海南省三亚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区缵的论文是“走进社区‘新’时代——城镇化过程中岛屿社会边缘群体的生活”。区缵经调查研究指出：三亚旅游城市规划，让三亚疍家人陷入了物理空间的远离与社会空间的疏离。三亚要建设国际旅游城市，以旅游经济促进城市发展，这自然是一件好事。以目前来看，在旅游开发中注重当地人的合理利益，当是重中之重。一座没有温情脉脉的旅游城市，绝不是我们所要走进的社区新时代。

改革开放后，城市社区管理模式逐渐由街—居体制向社区体制转变。对于这类型的社区及其治理，学术界已经做了大量研究。但是以往的研究很少考查农场这类迅速转型的特殊社区类型。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研究所陈杰博士的论文题目是“华侨农场转型中的社区治理：基于广州南涌农场的考察”。陈杰从社区日常治理的层面，着重分析广州南涌街（前身为南涌华侨农场）在转型并城市化加剧的进程中，社区内部的不同人群（马来西亚归难侨、客家人为主体的越南难侨、本地人）在这个进程中的利益不均衡分配以及历史遗留问题导致了目前南涌街在基层治理上面临的种种难题。一方面，南涌街要公平地为社区内的各个利益群体提供公共服务以及公共物品的供给，而另一方面则还要延续国家针对归难侨群体的政策性倾斜，照顾到归难侨及侨眷的特殊身份和利益。除了要协调南涌社区内归难侨群体与本地人的利益资源分配外，南涌街基层政府还要在信访治理、贫困治理等日常治理实践中寻找平衡。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的日常治理如何达至有效仍是一个难题。这篇论文通过对于“南涌街”社区的日常治理实践以及治理网络结构的研究，补充了这一类型社区治理研究的缺失。

在新兴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流派，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流派中，外来因素对社区的影响，地方如何应对外来因素而发生变化成为重要的内容。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延超基于这一理论框架，以深圳穆斯林宾馆因素为例，探讨外来因素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他的论文题目是“政府、企业与中西部城市发展——以深圳穆斯林宾馆为例”。深圳穆斯林宾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在深圳创立的窗口企业。陈延超认为，近30年来，深圳穆斯林宾馆不仅为深圳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中西部城市化发展发挥了促进作用。对深圳穆斯林宾馆所做的个案分析，将为中西部城市化讨论带来新的思考角度和启迪。

小城镇在中国城镇化新战略中占有特殊地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张祖群副教授、文魁教授提交的论文“小城镇：城市科学合理布局的战略重点——城市与乡村两个维度的经济学分析”，从农村和城市两个维度对新型城镇化道路进行了理论探讨，在梳理中国城镇化历程和理论政策的基础上，提出小城镇在城镇化中的特有优势；在总结世界大城市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小城镇是特大城市发展的新空间。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走出农村,来到城市寻找机会。研究中国流徙人口的文献流行一种预设和观点，就是认为来到城市工作的农民工都因为城市的工资和工作机会而希望成为“城市人”，于是不少研究者分析农民工的融入程度以及其障碍，也提出如何改善政策和个人素质的具体建议。香港城市大学社区学院郭俭博士提交的论文“城漂:深圳流徙男性性工作者的个案”，关注的是俗称“MB”，即“money boy”的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性工作者属于新生代流徙人口中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他们之中有男同性恋，也有双性恋和异性恋。以性服务换取金钱酬劳是他们的主要工作。郭俭根据深度访谈方式收集资料，以一群以深圳为基地的流徙男性性工作者为例子，探讨“城漂”族群的生活方式与自我定位。尽管这群流徙性工作者跟许许多多其他的农民工一样希望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但是这“地”不是单一的深圳市，而是可以贯穿中国和亚洲不同城市的一片自由天地。他们追求的，不纯粹是在单一城市里的融入和金钱的积累，而是能够在不同的城市中名正言顺地漂流，而从中也获得性解放的痛快。

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温士贤的论文题目是“市场化、工业化与怒族社会生计转型——以怒江峡谷秋那桶村为例”。温士贤通过对秋那桶村的个案研究发现，怒族社会通过农业生产、牲畜饲养、乡村手工业以及以物易物的地方交易体系，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生活的自给自足。随着市场化和工业化的扩张，自给自足的家计经济遭到破坏。现在，惟有借助挖药材、找菌子、外出打工等“找钱”活动，人们才能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怒族社会的生计模式面临新的抉择。

作为海外华人一分子的马来西亚华人虽面对国家机关实施之单元教育政策的深钜影响，但却能发展出一支独特且蕴含着韧力非凡的华文教育体系，此现象可属罕见。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体系可说在中、港、台以外发展得最完善和肩负着薪传中华文化重任的体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祝家丰博士的论文题目是“城市化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冲击——以马来西亚雪兰莪州为研究案例”。祝家丰博士主要探讨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自1991年至2011年期间在国家强化发展与城市化政策下所面对的各种困境。他之所以选择雪兰莪为研究案例，是因为作为马来西亚最先进的一州，它面对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也是最大。他着重于分析华裔人口大量向雪兰莪州迁移所造成城市人口出现的饱和之现象，华文小学的学额也因此面临严重不足的问题。在乡区华小日渐减少而城市地区又不获准增建的局面下，雪兰莪州华社如何继续维护华文教育和让华裔子弟有机会接受华文教育可说是棘手的问题。因此，他探研之重点之一是：华社在这些难题的冲击下，采取了哪些因应策略、取得什么样的效益。

马来西亚华人作为当地最主要少数族群，也是许多城镇最初的开拓者，至今仍然在各地努力维续本身文化与教育传统。马来西亚韩江传媒大学学院王琛发博士以论文“凝固的族群标志：少数民族如何在城镇现代化过程保护集体记忆——以马来西亚华人为观察对象”，指出：各地华人过去以来在各自聚居的城镇建设新的碑记与文物展示，并通过各种途径维护这些呈现为建筑语言的标志物，作为应付城市现代化与族群人口变化之一种表达。这既是论述本身族群在当地历史与文化领域的“合法在场”，也是以集体力量表达和诉求祖辈流血流汗所应分享的开拓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