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吴大华副会长讲话
　　法人类学是19世纪中后期出现并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我们从法学者的研究视角出发，拟对“七五”计划后，法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发展进行梳理，并在我国“十二五规划”制定、实施之际，反思我国法人类学现存问题，并展望法人类学的发展前景，探求法人类学发展繁荣之道。
　　一、法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
　　（一）初始阶段——法人类学相关理论的引介与借鉴
　　我国法人类学研究的初始阶段主要是对西方法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与概念的介绍与引进。这种译介工作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国内陆续译介的法人类学的相关著作，如霍贝尔的《原始人的法》（又译《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研究》），马林诺斯基的《原始社会中的犯罪与风俗》，梅因的《古代法》，千叶正士的《法律多元：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论》等,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可以说，中国法人类学正是在这种辛苦而必要的译介工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
　　（二）发展阶段：法人类学本土化实践——习惯法与民间法研究
　　近年来，随着对中国法律文化过分追随西方法律体系的批评，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把目光转向本土，希望从本土民间法、习惯法等中国基层自身社会控制体系中找到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文化根基，从而更有效地解决法律文化移植中的冲突与矛盾。法人类学(或民族法学)也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得到空前重视，越来越多的法学专家、人类学学者、民族学学者关注法人类学问题，法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得以加强，并出现了不少科研成果。法人类学本土化研究的成果在我国主要集中体现在少数民族习惯法和法律民族志文本研究方面。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国内学者的视野多集中于少数民族习惯法，编写出版了一些多种习惯法汇编及民族志。
　　二、中国法人类学的研究视角
　　目前中国法学者运用人类学知识的法律研究，大体上分为两种研究风格：一是中国文化研究院以梁治平研究员为代表的法律文化研究；二是以北京大学朱苏力教授为代表的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即广义的法律社会学研究。
　　（一）法律文化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梁治平为代表的法律文化研究兴起于。“法律文化”一词，可以用来笼统和含糊地指称与法律有关的历史、传统、习惯、制度、学理和其他任何东西。此缘于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掀起的“文化热”，研究者作为旁观的“他者”浸入社会文化脉络中加以审视，即便是自己的文化也有一个从外到内或从内到外的身份与视野的转变。对文化的比较研究，尤其强调整体文化形态的考察和认知，最后加以分析与阐释。梁治平的《法律的文化解释》一文明显表现出吉尔茨阐释人类学对其的影响。吉尔茨认为，文化就是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而文化分析是(或者应该是)对意义的推测，估价这些推测，尔后从较好的推测之中得出解释性的结论。梁治平在此基础上指出，文化解释理论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这样一种范式，那就是时常有意识地借助于陌生的经验去了解我们“熟知”的历史。在此过程之中，各种不同类型经验的独特性在比较、对照和参证的基础上显现出来。那时,我们掌握的应当不只是一套解释的理论和技巧，而且有一个来源于研究对象并与之相适应的有启发力的概念体系。我们就应当用这种方式对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重建作出贡献。
　　法律与文化习俗的关系问题，也是近年来我国法律人类学研究的重点。有研究者认为，法律也是一种文化的建构，在一定意义上还可能转变成为一种文化霸权。在对法律进行文化解释的同时，不能忽略了作为整体的法律与习俗基于西方理论的二元划分。原始法律的神话构建，支持了西方法律存在的优越感，这种神话在今天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被瓦解，并且，如果回眸中国的经验，它正在成为今天重新理解法律的文化基础的核心。
　　（二）广义的法律社会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法律现象成为一种研究趋势，其中以苏力为代表。苏力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受到费孝通先生思想的深刻影响。在苏力看来，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对于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经验表述。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的弊端却已先发生了”等，至今仍有很强的解释力。在《纲常、礼仪、称呼与秩序建构》一文中，苏力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儒家纲常伦理在建立现代社会秩序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他认为，作为微观制度而非思想文化的儒家纲常回应了跨越时空的人类根本问题。这些制度对于个体特别是生活在小型社会中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对于更大的政治社会构成都有重大意义。尽管现代的社会变迁已令儒家纲常不再起作用，但其针对的问题之“幽灵”还在。
　　近年来,苏力教授提出的“本土资源论”是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上述法律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他所著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在法学界刮起了一股“本土化”旋风。尽管有学者称其论为“法律保守主义”，但他在最近十年的我国法学界可以说是风头最劲的法学家，其理论的主要利器就是“地方性知识”和“法律多元”。苏力认为，法学家除了关注国家法之外，也应该关注非国家法的规则和习惯。尽管这些论断在世界范围内已有人提出，但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该观点提出得十分及时，它有利于活跃我们的学术气氛，有益于中国法学研究的繁荣。正是在苏力教授的启发下，不少学者加入了研究“民间法”和“本土资源”的行列。谢晖教授主编的《民间法》已成为“民间法”研究的重要载体。到2009年，由谢晖教授和陈金钊教授发起的“全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学术研讨会”迄今已成功召开了5届。该会议为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提供了交流平台，为壮大民族法文化的研究队伍，促进民族法律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随着近年来我国法律人类学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民间法”研究，深入挖掘“本土资源”，研究成果也逐见丰硕。
　　对此，有学者指出，尽管苏力试图以社会科学的立场分析儒家文化对于社会秩序的意义，但这与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侧重于人文分析的立场已经十分接近。如果说这两类研究存在区别，或者说苏力有其独特贡献，那么应该是苏力推动了中国法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法律的田野调查之风。这一时期形成的研究作品包括强世功的《乡村社会的司法实践：知识、技术与权力——起乡村民事调解案》（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4期）、赵晓力的《通过合同的治理——80年代以来中国基层法院对农村承包合同的处理》（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贺欣的《在法律的边缘——部分外地来京工商户经营执照中的“法律合谋”》（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陈柏峰的《暴力与屈辱:陈村的纠纷解决》（载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苏力自己的《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特别是《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法学研究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尽管苏力的研究并没有严格运用人类学方法，但在人类学者王铭铭看来，苏力“研究‘送法下乡’，关注乡下人自己的习惯、自己的人情与这种‘下乡’的法律之间的差异和关系，关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就是关注法律人类学”。

三、反思与展望
　　（一）中国法人类学的反思
　　三十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中国打开国门，去粗取精积极地引进、介绍国外先进的学术理念，法人类学这门外来学科，已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采用若干理论和方法来看待和分析中国的法律事件、法律现象和法律文化，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就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法人类学研究还有以下问题：
　　第一，学术流派的形成是学科繁荣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西方的法人类学学者一般按照学科背景形成两个学派，在方法论上有所侧重，在研究对象上也有所选择。一派具有法学家背景，从西方法学观念出发理解和阐释初民法律，如霍贝尔、波斯比西、格鲁克曼和卢埃林等；另一派则是非法学家派，这里有社会学家，也有人类学家，还有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等。他们习惯于从土著文化理解和诠释当地的“法”，如博汉南、罗伯斯和格利佛。国内法人类学学者多集中于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研究成果自然地表现为少数民族习惯法汇编、民族志以及相关的少数民族法律法规等。这种研究是初步的，主要是搜集、整理、汇编各个民族的习惯法，少数民族习惯法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正在形成之中。毋庸讳言，中国的法人类学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距离国外法人类学研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马林诺夫斯基的“是什么力量构成了原始人时期的法律和秩序？”这样的深层次的思考在中国还没有学者切及。
　　第二，中国拥有法人类学发展的独特而丰富的民族资源，这是一个国外学者无法比拟的先天优势。缺的是中国学者持之以恒的学问之心，也缺乏相关机构、部门对法人学研究的大力关注与支持。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便开始利用田野工作方法研究社会问题。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调查也曾采用民族志方法对少数民族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涉及到少数民族“法”的相关内容。然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直至今天，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都被多数学者们淡忘。法人类学渐渐被边缘化，只有少数学者坚守法人类学阵地，法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少，而研究的精品更少。由于法人类学学者更为习惯于寻求二手资料，丧失了法人类学的基本立场与方法。法人类学成为一门冷僻之学，渐渐淡至边缘。
第三，迄今为止，我国法人类学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在少数民族法律的研究方面较多地罗列、整理、汇编各个民族的习惯法内容，或者剪裁某个民族的习惯法条款并加以解读，有深度的研究力作并不多。而民族法律文化研究却相对缺乏实际应用性。有时研究过于注重民族习惯法的哲学价值、史学价值、原创文化价值等理论价值，而对其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则关注不够到位。这需要在研究中融入一些现代法学理论，从而使民族习惯法为民族地区的立法、司法等改革提供资源，使古老的历史法律文献在法治建设中焕发生机，让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精华被吸纳到国家法制中，成为中国特色法治建设的重要资源。
　　第四，尽管近年来，法学界的学者们对法律人类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与之不相适应的是，人们对这门新兴的学科缺乏准确、系统、足够地了解，也缺乏对这门学科的属性的明确界定，在法学研究中，人类学方法还没有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和应有的重视，法律人类学也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因此，有必要大力介绍国外的相关研究进展，翻译出版“西方法律人类学名著译丛”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法律人类学本土化研究。
　　（二）中国法人类学发展展望
　　到2011年，我国将迎来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在笔者看来，中国的法人类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从法治发展历史来看，法治最初是强调形式法治，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开始重视实质法治。要求“法”不应拘泥于静态的法律条文，而应从动态的观点看待法律，把法治改革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法人类学的出路在哪，这是当前研究法人类学的学者应当深刻思考的一个问题。笔者以为，法人类学理当在实证法与自然法之间求得均衡，即寻求活的法——社会的治理规则。这是法人类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法人类学要形成独特风格、独立气派，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注重两种研究方法或思维的训练与运用。
　　第一，重视都市法人类学的研究。人类学的都市研究是人类学的第三次革命。法人类学既往的研究多限制在初民的法律、习惯法等上面，对于现代都市的“法”缺乏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学者采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芝加哥的犯罪问题，形成卓有声名的芝加哥学派。在中国，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如何以人类学的视角发掘城市生活的规则、秩序并予以改进成为“法”，实现城市的良治与善治，这是我们今后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二，重视民族习惯法的研究。中国拥有55个少数民族，这是一个极为丰富的民族资源。少数民族多聚在西部地区，人文生态保存得基本完好。长期以来，我们的学者在民族习惯法上　　获得了一定的进展，对少数民族的法律法规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国家对统一的政策与法律在民族地区的实施与适用非常关注，并对从事民族政策、民族法律研究的专家学者倾力扶持。这是民族习惯法研究的良好机遇，也是法人类学实现突破的一个关键领域。
　　第三，关注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法人类学习惯于比较研究，习惯于整体化地看世界，习惯于在动态的过程中把握法的实质及其发展，关注法律行为及其相互之间的变化过程，关注“活的法”。注重以参与性观察为特征的田野调查方法是法人类学的一个基本特征。从马林诺夫斯基到后来的霍贝尔、格鲁克曼等，田野调查方法一直备为青睐。当马林诺夫斯基在观测特罗布里安德人时，他可能并未想到是他首创了迄今仍被人类学者所推崇并广泛采用的田野工作方法。田野调查不能走过场，不应“按图索骥”——拿着结论寻找有利的数据与案例，而应当拟定调查提纲，选择采访方式与技巧，最大限度地克服先入为主的“主观因素”，获取第一手资料并通过科学分析获得结论。
　　第四，关注处理纠纷的典型案例分析。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人类学从研究原始法、部族法的模式转换成研究纠纷及其解决的方式，人们将研究国家法律定式化的规则演变为研究纠纷及其解决与处理的“过程”。美国人类学学者霍贝尔阐释了法人类学的三种研究路径：一是在当地人中间总结出规则，得到理论性的线索；二是观察当地人的行动,得到描述性的线索；三是研究争执、纠纷等事件的方法。关于处理纠纷的典型案例分析正是我们开拓新的法人类学研究疆域的新的工具。
　　法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是对规范法学的反思，也是法治变革的需要。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一个社会如把解决争端的重担全部诉诸法律，会“法律多如牛毛”、诉讼成灾、积案如山、效率低下。这是法人类学产生的动因，也是法人类学继续发展的推动力。作为一门“开放的社会科学”，法人类学是一个过程，研究寻求一种治理规则——“法”来推进社会治理、实现善治与人类和谐。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谭志松副会长讲话
尊敬的周会长、黄秘书长，各位专家：
　　很高兴有机会聚集在这美丽而著名的中山大学校园，共商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大计，并感谢大会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
　　昨晚预备会上，听了常务副会长周明辅主任、黄忠彩秘书长和有关专家的发言，很受启发，感到这次会议很有意义、很重要。借这个机会我想谈谈我的一些思考。我发言的题目是：充分发挥研究会的平台和纽带作用，深入开展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

一、关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建设的思考和建议
　　1、使命和责任
2009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成功承办了“世界第十六届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大会”，这是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应该载入史册，应该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对人类发展研究的一个里程碑的贡献。接下来是研究会如何为推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做出更深入更广泛的成就，这是研究会未来的使命和责任。研究会决定今后每年召开一次“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负责人联席会”来开展学术讨论，这是有意义的工作之一，这次会议就是一次良好的开端。
　　2、研究会可否制定一个“十二五“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领域指南，对重点研究领域有一个指导性的框架，有利于逐步构建起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理论体系。也有利于学科建设和发展。
　　3、完善研究会制度和下属机构包括各专业委员会，明确职责和义务，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
　　4、建立大型学术会议制度。建议研究会每两年召开一次（至少每一届）全国性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学术交流会会议，每年一次学科负责人联席会议；各专业委员会应该每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承办会议实行申报制度，有意承办会议的理事单位，应提前一年申报下一届学术会并经研究会同意后负责组织实施。
　　5、建立研究会的学术研究展示平台，为人类学民族学学者提供优质服务。
　　1）研究会应该办一份《研究会简讯》（名字可以进一步斟酌），每年一期，报道研究会各种工作情况。
　　2）要办一个研究会的学术杂志（会刊），便于展示成果和对外交流，提高国际对话力和话语权。
　　3）研究会建立研究项目制度，有目的的开展一些国家发展中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为国家提供实质性的咨询参考成果。
　　4）开展评奖活动，研究会可以设立评奖制度，以鼓励和支持研究人员的积极性。
　　5)研究会要设立基金制度，收取会员费和理事单位会费等，保证研究会活动的基本费用。

二、三峡大学一定会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1、已有六个重要的研究机构和平台：三峡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湖北省土家族研究中心、湖北省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研究基地、湖北省水库移民研究中心（前四个为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武陵民族研究中心、应用社会学研究所。
　　2、有一支高层次研究队伍：有教授18人、副教授10余人，有博士学位研究人员20余人。博士生导师1人。
　　3、研究人员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重要成果：1）出版了三套丛书：《武陵地区民族教育研究丛书》、《三峡文化研究丛书》、《宜昌民族民间文化研究丛书》；总共出版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方面著作100余部。2)发表核心以上重要刊物学术论文近200篇。获省市级奖励30余项。主持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余项、省部级社科项目12项。地市级社科项目20余项。
　　4、学校高度重视社会科学研究，对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给予特别的支持，并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了研究和支持的重点。各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正信心百倍的向着预期的目标努力。

三、三峡大学愿意为研究会工作做出贡献
　　1、积极参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的研究活动，立足于区域民族学、区域文化学和区域社会研究，并在人类学学科发展中作出成绩。
　　2、愿意为研究会工作做出我们的贡献，我们真诚的欢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在近两年内，在三峡大学召开一次“人类学民族学学科负责人联席会”。
　　3、欢迎各位专家到我校讲学和指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