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1日、18日、25日，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赵丙祥博士作客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应邀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博士生、硕士生讲授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的课程。

“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分三个主题，系统地对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的关系进行梳理。在10月11日下午的第一讲中，赵丙祥教授主要梳理了马克思的社会论，对马克思的几个概念：阶级、经济、交换、价值、生产关系进行了分析。他首先分析了“阶级”概念，指出，“阶级”是马克思所有观念的基石。作为马克思理论的基本概念，“阶级”自传入中国，跟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以后，成为在中国最为频繁出现的社会科学概念之一。而人类学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需要关心的是，马克思用“阶级”概念来说什么事？针对的是什么样的状况？这就需要回到历史中去理解。马克思实际上是用经济的指标去概括人类社会的一些普遍特征——而普遍的价值追求，恰恰是人类学的重要特征——如果不去追求一个最普遍的价值的话，可能陷入一个极端的价值相对论，导致社会和社会之间无法沟通。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事实，因此他想用一个普遍的标准来比较不同的社会，正是基于此，他提出了阶级这样一个概念。赵丙祥教授认为，马克思最初在资本主义社会提出阶级的概念，最后才用于其他社会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他是个真正的人类学家。如果抛弃了偏见去看马克思，他的很多著作，比如《资本论》实际上是非常精彩的民族志。因而在西方，结构主义人类学将马克思视作其先驱，列维－斯特劳斯、涂尔干、莫斯、葛兰言的思想多多少少都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赵丙祥教授认为，从广泛的普遍的结构来说，涂尔干等人与马克思是相通的，所不同者在于马克思用的是经济的指标。接着他介绍了马克思对经济的理解之于人类学的意义。

马克思对经济概念的理解与经济学家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认为经济镶嵌在社会中，受社会其他部门支配，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已经独立出来，并反过来支配其他部门。市场有自己的规律，马克思通过对信贷的研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已经不再是具体的部门，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赵丙祥教授用infrastructure和superstructure这一对概念的关系来解释，认为马克思的经济概念有文化的含义。

至于资本主义的交换问题，则需要从价值这个概念来理解。价值包括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每一个民族的使用价值观念是不同的，这是不同的文化使然。赵丙祥教授指出，每个民族都有交换价值，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是主导价值，交换成为社会一切基本领域的手段和原则。在商品交换中产生了异化（alienation），使得原本一体的人、物分离。这种分离使马克思看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马克思提出的生产方式不是狭义的生产方式，而是人的生产，因此生活方式等同于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也是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的。生产成为原则，资本家本人也受制于此。对于这个问题，赵丙祥教授举出沃尔夫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的研究为例，沃尔夫提出来的三种生产方式：用亲属关系来涵盖的生产方式、纳贡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好解释。

在此次讲座中，赵丙祥教授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有什么用”的问题。他说，新的生产方式跟历史上其他的生产方式发生联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积累为特征，使生产独立于个人的意愿，每个个人都卷入其中，无法摆脱。韦伯用天职观来化解这个矛盾，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以消费为特征，在相互的参照和对比中消耗财富，以交换来把责任转到交换对方身上。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来看待这些问题，可以解答理论的困境。

在10月18日的第二次讲座中，赵丙祥教授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为例，主要讲了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研究。他提出，如何使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社会有何用处？他首先把马克思放在西方人类学发展的脉络中来考量。

他提到，英国的人类学流派，始终有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埃文斯－普理查德、玛丽－道格拉斯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在研究中均提出，研究社会时候，不能用固定的本体论思想来看待社会，而是要放在关系的体系之中——马克思“阶级”的概念正是其源头。

那么，如何用马克思来研究宗教和象征？赵丙祥教授首先厘清了国内在翻译介绍马克思对宗教的定义时犯的错误：马克思的“宗教即鸦片”被错误地理解为“麻醉剂”，而没有看到其也起“镇痛剂”的作用，也即是说，宗教可用作反抗的工具。赵丙祥教授以马克·布洛赫对马达加斯加岛“割礼”的研究和王斯福对中国帝国崇拜和民间宗教的研究为例来解释。马克·布洛赫对马达加斯加岛“割礼”的研究体现于他的《从祝福到暴力》一书。布洛赫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这本研究文化接触的书中把“割礼”分为看似断裂的三个阶段，简单地说，“割礼”原来是皇家的东西，到现代化进程中，新教传入后又被排斥为迷信，但是到了文化自觉的时代到来之后，它成为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一个产物。书的主题就在于对三个阶段的“割礼”的解释，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把仪式放在历史的演变中来看其含义的变化。这实际上也是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和马克思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是一致的。布洛赫把意识形态和仪式本身放到一起来看，放到历史中、放到群体之间的关系中看。意识形态是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产物，而结构则是稳定的，这就出现了不稳定的意识形态和稳定的结构之间的矛盾。而如果用“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来解释，这个矛盾就不存在了：“所指”它的数量是有限的，而“能指”的数量是无限的，“能指”是空洞的，可以添加、附加意义，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群，同样的“能指”它的意义可能是不一样的，而“所指”则是固定的。这样来看，意识形态和结构的关系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赵丙祥教授指出，布洛赫的研究给我们的启发是：我们应该做历史的、象征的人类学研究，把被意识形态所“化”的事件——比如仪式——放到有历史维度的关系之体系中去看。

另一个例子来自于王斯福。王斯福原本是一个激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与他的老师莫里斯·弗里德曼在学术观念上有很大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帝国的隐喻》与其师的《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是对立的观点。弗里德曼用中国的宗族研究去驳斥埃文斯－普理查德的《努尔人》的无国家、无政府的非洲范式研究，他认为中国这个集权的国家，如果血缘的宗族组织很严密的话，埃文斯－普理查德的理论就不成立。他虽然在中国找到了宗族组织，但是这恰恰是问题的所在：东南在历史上并非中国的中心，而是边缘，以东南为例，并不足以理解整个中国的现象。王斯福则认为弗里德曼光谈宗族的血缘是有问题的，要理解中国的现象，还需要谈地缘、地域的问题。弗里德曼认为透过中国千变万化的宗教形式，其背后有一种统一的内在的逻辑——统一的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王斯福认为弗里德曼没有看到在中华帝国大一统的景观隐藏之下，各个不同的地方在接受了统一的意识形态之后所发生的事件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比较了三种现象：第一种是官方宗教；第二种是民间宗教，第三种是道教体系。他把这三种宗教放在一起，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王斯福认为要理解中国宗教整个的体系，必须要看这三种体系，光看第一种正统的祀典体系是不够的，还要看到除此之外的与它并列的体系——道教体系；道教可以被认为是和正统体系相并列的，对民间来说，它同时接受了这两个体系，它在接受的同时又有自己的变化，可以看到在民间不同的群体搬用正统的体系的时候都会做出自己的改变，潜在的也对原来的正统体系形成了抵制。王斯福在这里面想表达的无非是我们不能够总是站在从上的、居高临下的角度去看中国的宗教尤其是民间宗教；我们还应该有一个从下往上看的眼光。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原来由上往下的体系确实形成了社会的一个统治性的意识形态，但是这套体系和它附带的意识形态到了民间社会之后是会被改变的。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会说宗教虽然是人民的鸦片，但他也可以成为人民的工具——一个抵抗的工具。这个论点和象征人类学结合起来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象征性的暴力”，成为人类学里面很重要的研究领域。从“象征性的暴力”引出另外一个词来就是“象征性的抵抗”，赵丙祥教授指出，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现代国家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军事化，但是它仍然有一个“象征性的抵抗”——通过仪式等方式来进行抵抗，这是马克思主义可以给我们的一点启发。他认为，《帝国的隐喻》最精妙之处在于，王斯福谈的都是一些很具体的细节，而不是宏观的泛泛而论，因此他被认为是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最彻底的人类学者之一。而这些研究的实例，对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做研究，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

在10月25日的讲座中，赵丙祥教授主要从应用的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侧重在经济方面的研究。他提到，人类学研究经济时应有政治学、宗教学的眼光，人类学谈经济是在“礼物”与“商品”两个概念下来谈。简单地说，礼物和商品的区别在于，前者物、我不分；后者物、我分离。在资本主义场景中，如何研究礼物与商品？文化接触之后发生改变的社会，如何用礼物和商品的概念去看文化接触？他用陶西格的《南美洲的魔鬼与商品拜物教》为例详细解释。

在天主教传入以前的南美洲，原本没有“恶神”的概念，神都是成对出现的，出现“魔鬼”的概念是在天主教传入以后。“钱”的概念也是如此，原本是自然的，天主教传入以后，出现了“能生钱的钱”。陶西格认为，对这些观念的研究要从具体的事件入手，他找到的切入点是看这些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矿工们，如何消费他们在生产中赚到的钱。与西方新教伦理的天职观不同，矿工们把赚到的钱全部花光，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工作得来的钱是跟魔鬼订了协议得来的，因此必须花掉。矿工用礼物的观念来解释资本主义进入以后的交换，也产生了矛盾：圆形的交换圈被隔断了，农民没有办法从资本家那里收到回礼，这是“礼物”在现代社会中遭遇到的麻烦；而商品观念也同样有边界，在南美社会也受到抵制——尽管抵制是表现为仪式和神话的象征抵制。陶西格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商品”和“礼物”这代表两种社会类型的观念在南美洲都有实践的限度，但都部分地收到了成果：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中具体分析，农民的礼物和资本主义的商品是可以并置的。对文化并置提出进一步思考的是萨林斯，他提出并接结构来解释这种不同文化观念的并置，同样萨林斯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也是文化论而非实质论的。

赵丙祥教授指出，陶西格的研究可以运用到中国研究中来，可用经济人类学来研究中国的四大门、五通神、黄大仙等等。哥德利埃在《礼物之谜》提到，有些礼物是不能交换的，莫斯也说过，不能交换是为了另外一些东西能够流通，在对此理解的基础上，赵丙祥提出用“根”的概念来反思社会理论，对“根”的理论做人类学研究。他特别提醒在座各位，不能把礼物的概念狭义化，莫斯的“礼物”指的是一种交换关系，而不是实体。

赵丙祥教授的三次讲座，给在座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极大的思想冲击，他们通过提问与赵丙祥教授交流，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也为同学拓宽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