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8日晚7:00-9:00，应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王铭铭老师之邀，四川省政协报副总编陈代俊先生（笔名岱峻），根据自己多年潜心研究民国学术史、学人往事的心得，作了一场题为“李庄——抗战时期的中国学术”的高质量学术报告。岱峻先生是一位学养深厚的民间学者，前几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发现李庄》的纪实文学作品，为众人掀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民国学术历史。最近他致力于研究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即将出版关于李济先生的专著，同时还关注民国时期四川教会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在华西坝上的活动，成果也颇为丰富。

演讲从“衣冠南渡”说起。魏晋丧乱的时候，许多北方世家大族举家南迁，“衣冠南渡”可算得上是一部漂泊游荡的伤心史。现代中国历史上，抗日战争爆发，战火由北向南蔓延，于此时，中国文化史上再次上演了一出“衣冠南渡”。内地大学和研究机构为躲避战乱而大举向南迁移，不远万里到西南大后方落脚。这是一次预先组织好的南迁活动，为的是若国亡而文化不亡，它可谓是一次文化上的抗战。然而目前很少有人知道这段文化抗战的历史，所知者也只不过认识西南联大或其他几所大学而已。但是陈先生认为在这段历史中，人们遗忘了一段本不该遗忘人与事，这就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及其在李庄的岁月。

中央研究院是1926年由蔡元培先生倡导并主持建立的，于1928年6月9日在广州正式成立，研究院涵盖了民国时期主要的学科门类，下辖文理研究所共19个，是民国政府最高的学术研究机构，与民国五大院并列存在。中央研究院的文科研究所共3个，分别是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心理学研究所。今天演讲的主题限定在与在座各位师生关系最为密切的史语所身上。

史语所的建立与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分不开，他就是傅斯年先生。傅先生当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就在该校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当中央研究院成立以后，傅先生积极奔走倡导成立史语所，并最终于同年10月在广州成立了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由他担任所长一职。史语所的命名与傅先生个人的学术旨趣密不可分，他一生的志向是用历史研究语言、用语言研究历史，把语言和历史做成像生物、物理这样的科学，用史料说话而非妄评历史。史语所最早下设了8个研究组，1929年迁到北京北海的静心斋以后合并成3个组：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1934年又增加了一个民族组，4个组分别由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和吴定良担任主任。在“七·七事变”之前的几年中，史语所的发展非常良好，比如他们着手整理大内外流的明清档案，参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等等。可惜，1937年战火一燃，安定的学术研究生活被打乱，为继续从事研究活动，整个研究所连同学者、学生、家属决定一并向后方撤退。在此过程中，随所撤离的除了人以外，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史语所24万册的藏书、明清档案、安阳文物和居延汉简。在其他高校图书几近全毁的那个年代，史语所这批书的价值可想而知，而带书逃难的史语所对中国学术的贡献也再无须赘言了。

那么史语所为什么最终会选择在李庄度过抗战的6年呢？最开始，和大多数南迁的内地大学和研究机构一样，史语所在昆明安了家。但随着日本侵略的扩大，昆明城连夜的飞机警报和轰炸预示着这里也非史语所久留的太平之地。因此傅先生下决心要找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躲起来继续研究学问。机缘的巧合使得李庄成为了傅先生一行最后的避难所。李庄具备一些让他们心仪的条件。首先李庄地处长江上游，地理位置偏僻，不容易到达，但同时又是一个规模颇大的水码头，外出比较方便；其次李庄是座历史文化古镇，文化修养较深；最后李庄当地人欣然同意接纳这批“下江人”。于是1940年秋史语所分期分批地向李庄进发了。整个所寄身于李庄板栗坳的张家老宅，而所员、家属和学生们则分散到了乡里乡亲家中。与史语所同时生活在李庄的还有中央博物院、社会科学所、中国营造学社以及同济大学。至此，这些共同生活在李庄的外乡人给李庄带来新活力的同时，也为中国学术史书写了浓重的一笔。尽管生活条件相当艰苦，疾病、匪乱缠身，但是这批学人却用最大的热情从事着自己的工作，在李庄短短6年时间里，他们完成了中国学术史上许多堪称经典的作品。比如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董同?的《汉语音韵学》、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等等。

最后，陈先生一语作结完成了演讲：“要理解中国学术的脉络，那不能不知道民国学术史，要了解民国学术史，不能不知道李庄，不能不知道李庄的那些先生！”

演讲结束以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王建民教授作了精彩的评议，并与陈先生相互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座同学深受演讲感染，就各自感兴趣的问题与陈先生进行了热烈地交流。

（原文正式发表于《中国人类学评论》第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