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0日晚7:00-9:00，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胡鸿保教授在中央民族大学文科东楼1304会议室，就自己主持编写的教材《中国人类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心得两个方面与在场的广大研究生交流了自己编写过程中及事后的一些感受。

人类学属于社会科学里面的一门边缘学科，因此对人类学学科史的研究直到近些年方在西方学术界掀起热烈讨论。而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类学学科史的研究也并不兴旺。在已有的成果中，通史类的成果以王建民的《中国民族学史》最为翔实、成就最大。其余一些讨论散见于陈永龄、王晓义等人的专题文章中。此外，以人物为核心“借传修史”也是海外中国人类学史研究中一种引人注意的手法，代表作有如阿古什的《费孝通传》、顾定国的《中国人类学逸史》。胡鸿保教授等人编写的《中国人类学史》正是吸取了上述研究成果以后，所形成的一部以教材形式反映中国人类学百余年历史的作品。从编写这本书的实际经验出发，胡鸿保教授同大家分享了编写过程中对前人研究方法的思考，以及编写完成以后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

做人类学学科史研究的时候，首先碰到的是有关研究者自身的问题。研究者本身往往就是研究的工具，这就要求研究者对自己的身份有清醒的认识，与被研究者用一种多声部的文本去反映调查双方的互动关系。其次，真实地反映研究对象是学科史写作所追求的一项重要目标。那么如何反映“真实”呢？胡教授认为有许多地方值得注意。比如，对于所谓“直”的理解，国人大多会在无意识中接受“亲亲相隐，直在其中”（语出《论语》）的熏陶，所以我们读回忆文章、做访谈时就需要加以注意，学会“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再如书写人物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其学术思想的变化只有在这种过程中才能更清晰地反映出来。而且人类学“参与观察”的优点在学科史研究中也应该得到发扬，这就是要去做人类学家的田野，直接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再者，学科史研究和其他史学研究一样，要通过对文献的爬梳及考证来掌握研究对象。那么哪些材料可用于研究人类学学科史？胡教授认为官方文献、大众媒体、私人回忆录、日记和信件，各种档次的材料，只要研究者取舍得当，都可以入史研究。他还特意举出《王钟翰先生手写甲丁日记》为例予以说明。最后，我们应该如何写学科史？保持历史的真实性是写史的一大要则，因此务必要抛弃写作中容易产生的文学性过度的倾向，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然而，即便我们摆平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并掌握充足的资料和正确的方法去研究，仍会有困难。和所有当代史的研究一样，中国人类学学科史研究面临的一大困难在于“时过境未迁”，学术与现实关系相对密切。一些现实难题使得人类学学科史研究举步维艰。尽管如此，面对这种无奈，胡教授明确指出，我们的学科史研究若能怀揣着“学术独立”的信念和法则，保持平常心，那么中国人类学学科的独特性必将能够通过研究被揭示出来。

除了上述心得以外，胡教授与大家讨论了书成以后的一些体会。这里面关系到中国人类学学科史研究的“本土性”问题。其中直接套用西方学者定义的概念来研究学科史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在处理中国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三者关系上，这个问题尤为明显。胡教授认为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上的概念来区分、研究这三门学科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怎样阐明三者的关系，尚需现在的研究者继续探讨。此外，在梳理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五个阶段以后，胡教授着重强调了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人类学学科史的研究者应该关注外国人对中国人类学早期发展的深刻影响，比如鸟居龙藏、葛学溥、史禄国、葛维汉、洛克这些人在中国的经历，以及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这些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不但在具体研究领域留给中国人类学宝贵的遗产，而且正是他们刺激了中国本土学者的学术觉醒，促使他们亲自深入田野进行调查研究，从此开启了中国人类学另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关于中国人类学学科史的研究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时期和问题是，怎样看待学科史中的文革时期。在《中国民族学史》下卷里，胡教授执笔撰写的正是这个非常时期，他认为“空白”给后来的发展并非没有影响，诚所谓“无画处皆是画”（借葛兆光语）。但是有些人对此颇有误解。所以在听取一位老师的意见后，在《中国人类学史》教材中暂时没有讲述这段历史。

讲座的最后，胡教授真切希望，研究中国人类学学科史的后继者们怀着一颗“文化自觉”的平常心，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超越对史实的考证和描写、多关注中国人类学的思想和学派，为大家奉献出更具思想性的优秀学科史作品。

（原文正式发表于《中国人类学评论》第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