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3日，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Terry Flew 教授在中央民族大学文科楼报告厅做了一场题为“创意产业的演进——创意集群，创意公民和社会网络市场”（The Evolution of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Creative clusters, Creative Citizens and Social network markets）的学术报告。学术报告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民族问题研究创新基地主任杨圣敏教授主持，出席报告会的有副院长张海洋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赵斌副教授及中央民族大学师生100多人。

Flew先生从一份联合国2007人口报告说起，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进入了城市社会（城市人口大于农村人口），并且年轻人口的比例很高，整个人类城市化、年轻化的趋势就是理解创意产业的背景知识：因为青年总是勇于冒险和积极尝试的一批人。

面对创意产业，产生了推动和抵抗两种不同的力量。推动者认为世界在变，“新”是生命力；抵抗的情绪则认为，创意产业所代表了对“新”的过度迷恋、对“变”的过度坚持，和对自身历史的“无知”。

Terry认为，要认识创意产业，首先必须弄清楚“创意产业”的概念和定义。创意产业对应于文化，历史上有过三个不同的形式：作为艺术的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 as art）对应于“残余”文化（‘residual’culture）；作为媒体和工业的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 as media and industry）对应于“宰制”文化（‘dominant’ culture）；作为市场和知识/文化的创意经济（creative industries as market and knowledge/culture）则对应于“新兴”文化（‘emergent’ culture）。从1995年至今，“创意产业”的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在英国发生，主要集中于创意产业的集群（clusters）和产品生产，他们确认了13个创意产业领域；第二阶段则集中于创意投入（creative inputs），主要包括服务性领域；第三阶段的创意产业则是创意公民（creative citizens）和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培育以及信息互动、共享的时代。在第三阶段里，创意公民所形成的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既不是中心化的（centralized），也不是发散式的（distributed），而是一种去中心化的（decentralized）、小群体式（small-groupings）的网络。这种全民参与式的文化创造挑战了企业公司的垄断，使信息交流和知识生产民主化，但也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提出了一些问题。

    最后，Terry先生认为，对创意产业的展望，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如果结合了创意产业、社会网络以及全球性的数字普及（universal digital literacy）三者，前景将会极其乐观。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杨圣敏院长在总结中首先感谢了Terry先生精彩的演讲。杨教授认为，泛泛而谈创新或者创意，我们平常都很熟悉，但是把创新和产业结合起来，很多人可能会有点陌生。但是，创意产业是国际学术界、产业界的一个新动向，在澳大利亚，甚至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大学里的学院。Terry先生是国际创意产业学术界的权威，一个杂志的主编，中央民族大学请他来，是希望了解国际学术界的新的、前沿的研究动向。和西方相比，我们是比较缺乏创新的。澳大利亚是个发达国家，它所走过的创新之路，我们也可能模仿。Terry先生告诉我们的是，西方国家创新产业走过的道路，它带来了哪些影响，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虽然我们的研究领域不同，但是我们仍然很受启发，创新一定或变成一种生产力，也会很快在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传播开来，并起到积极的作用。杨教授希望在场的同学们今后也会在创新产业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原文正式发表于《中国人类学评论》第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