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的资助及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及北京大学蒙养山人类学学社的协助下，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于2007年5月21日-27日期间，邀请伦敦大学大学院（UCL）人类学系教授Mike Rowlands（罗兰）及伦敦经济学院（LSE）人类学系教授Stephan Feuchtwang（王斯福）两位先生前来北京讲学。来自英国的两位人类学家此次讲学的主题是“文明的人类学探究”，他们在中央民族大学文科大楼二层会议室作了六场讲座，深入讨论了文明、人类学、民族学及物质文化等课题。

Rowlands与Feuchtwang为中心短期访问教授，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获得了杰出成就，有高度的国际学术声望。Mike Rowlands先生于1944年出生，Stephan Feuchtwang先生于1937年出生，分别担任伦敦大学大学院（UCL）及伦敦经济学院（LSE）人类学教授。

Michael Rowlands教授毕业于伦敦大学，获考古学博士学位。从1972年开始，担任伦敦大学大学院（UCL）的人类学讲师，于1992年成为物质文化研究教授，并担任伦敦学院大学人类学系主任。Rowlands教授也是世界考古学会主席以及皇家人类学学会学术委员，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望。

Rowlands教授的主要兴趣在于通过研究当前与过去的物质文化，来探究文化人类学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及关键问题。他曾到非洲这块远古文明大陆进行过多次深入的田野考察工作。30多年前，他对喀麦隆草原居民进行了15个月的调查，主要研究涉及当地人与欧洲殖民者的复杂历史关系及其在技术与交换上的反映。1994～1997年间，他在喀麦隆雨林地区调查雨林保护组织和国际木材公司的社会影响，调查成果揭示出国家和国际对雨林的木材需求如何嵌套于喀麦隆当地的经济消费当中。1998年，他到马里开拓了新的研究，主题是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影响，同时，他还关注如何在欧洲与非洲的殖民相遇经验中，理解籍由物质互动形成的一个共享的物质世界。Michael Rowlands教授的研究深具理论前沿的魅力，这十多年间出版论著5部：Domination and Resistance（1990）；The Rights of Third World Migrants in the New European Order（1993）；Shopping, Place and Identity（1998）；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Archaeology（1998）；A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2006），并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作为中国研究者，Feuchtwang教授相对得到国内学界的更多关注。他于1974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获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此后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及城市大学任教，现任职于伦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LSE）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Feuchtwang教授很早就开始从事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方面，有相当高的建树。Feuchtwang教授曾担任过中国研究不列颠联合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主席，是国际著名人类学杂志《人类学批评》（Critique of Anthropology）的核心编委。

Feuchtwang教授最富于成就的研究领域在于社会人类学和汉学人类学方面，田野调查地点集中在中国的闽台一带。在汉学人类学研究领域，Feuchtwang教授是个无法绕开的人物，他基于中国东南地区民间宗教的田野经验，提出地方民间宗教是帝国政治格局和宇宙观的象征隐喻，这一观点，推动了汉人社会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也提供了观察中国社会文明进程的另一角度。近年来，Feuchtwang教授尝试在汉学人类学方面走得更深，具体包括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计划及农村发展、闽台地区的宗教和历史复兴以及本土政治文化、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德国人当中的巨大失落感的传递和认知、中国人类学的国际意义等。Feuchtwang教授曾经多次到过中国做田野，并和中国人类学者有较多接触。在1998年人类学第三次高级研讨班期间，曾无私地提供帮助并与中国学界紧密互动，为中国的人类学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Feuchtwang教授著有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 The Imperial Metaphor（2000）；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Geomancy（2002），并与我合著的Grassroots Charisma in China（2001），并发表数十篇著名学术论文。

在2006年夏天举办的第一届人类学夏令营（与西南民族大学合办）上，两位教授欣然自费前往讲学，参与我们的田野考察，并应允于今年来北京讲学。在接受我们的邀请后，他们对讲座作了细致的准备，先是拟订了各自的讲演题目，多次修订，相互切磋，题目越来越凑近，最终形成六份长篇讲稿。

5月20日，两位教授带着这些讲稿抵京。次日，讲习班于上午8：30开幕。“985工程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战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杨圣敏教授致欢迎词，对两位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于讲习班的组织形式给予了充分肯定。如同我在接下来的“教授简介及导言”中所说，“文明”两字在中国已成为政治词汇，他们的学术性怎样理解，便成了一个值得追究的问题。人类学怎样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作出贡献，又怎样在重新廓清概念谱系的基础上，以“文明”这个关键词重新思考人类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局限，都是重要问题。Rowlands与Feuchtwang两位的讲座之所以重要，原因除了可以追溯到其国际学术背景之外，还与国内的学术关怀构成密切关系。

讲习班在简短的“开幕式”后开始了第一讲，该讲由Rowlands教授讲授，主题为“从民族学到物质文化研究（再回归民族学）”，由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梁永佳翻译。在这个讲座中，Rowlands教授指出，现代人类学，表现为民族学向人类学的转变，但民族学方法，对于今后重新思考人类学方法的局限，有诸多帮助。

当前的物质文化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一种物质性（materiality），物是观念的物化的手段，因此物质文化研究所致力的是理解物的世界如何制造人，以及人制造了什么。Rowlands教授认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类学家应延续民族学对大的时空转型和长时段变迁的兴趣，将两种研究相结合。Rowlands教授还通过一些个案分析指出，在民族学与物质文化研究的结合中，世界应被理解为文化－物质的混杂体，而不是两相分离。在这个混杂的复合体中，研究者应追踪的是实际将物品和人联系起来的通道和网络，探究将物品人化的观念，或者物品和技术制造人的观念。人类学家应致力于解释这些不同的潜力如何传递或如何继承，探讨一种文化的再道德化。此外在物质文化研究中加入大的时空维度，也让研究者们要更致力于探讨固定的身份问题，物质研究中的共同的道德背景，以及本真性问题。

讲习班的第二讲，由Feuchtwang教授讲授，主题为“文明的概念”，由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郑少雄翻译。

“文明”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为一个被弃用的概念，但在当下，则正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重新受到关注。Feuchtwang在这次演讲中，梳理几种欧洲学者所提出的“文明”概念，并在分析这些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于“文明”概念的见解。据他的看法，涂尔干-莫斯式的“文明”延续了法国社会学学派对社会集体性的理解，认为“文明”是一种“各社会的集合体”（a family of societies），是多个社会所共有的社会现象，文明是集体表象和实践的传播。接着，Feuchtwang教授从人类学家古迪（Jack Goody）对于书写的研究入手，分析了“文明”概念的等级性特征。

对于文明的等级性，有几类论述：1）埃森斯塔德（Eisenstadt）提出“轴心文明”概念，强调宗教文明及超越性的时刻和日常实践之间的距离；2）埃利亚斯提出的“文明”概念，其意图是作为动名词来描述文明的进程，此处，“文明”意味着自我约束，这一点同样被福柯和古迪所强调。但古迪也认为，自我约束在任何社会都存在，而非埃利亚斯所强调的欧洲君主世界。3）华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概念，“世界体系”跨越了国家分析边界的局限性，成为当前世界经济所具有的历史特殊性，但仍以欧洲北美为中心，生成一种“地理文化”（geo-culture）。4）萨林斯提出的资本主义宇宙观的“文明”概念，表明世界体系并未完全打破其他文明体系，相反却被这些文明所吸纳和“本土化”。

Feuchtwang教授指出，文明不仅仅是类型、行为规范、差异和知识的传播，它也是一个辩论的舞台。这些辩论来自于同一个文明的诸多中心，针对同一个传播，采取同样的一种方式。这种辩论不仅发生在其他文明中，而且也包括资本主义文明本身。

讲习班第三讲，由Rowlands教授讲授，主题为“文明与非洲的一体性”，由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刘雪婷翻译。Rowlands教授用非洲的三个案例，讨论了非洲的一体性概念是否可能，又该如何加以研究的问题。Rowlands教授探讨了文明的“大范围”形成的古代基础。他认为，在非洲，大范围的研究是可能的，而当研究者不再将非洲分解为各个部分，也不再以传播论的视角分出文化中心与边缘时，非洲大范围的一体性就凸显出来。他以喀麦隆草原、中非西部和南部、古埃及为案例，提出了它们在身体观和物质性上的共同点，并进而提出了“身体社会”的概念，这个概念与列维－斯特劳斯“房屋社会”的概念相对照，有不少创新之处。在喀麦隆草原，房屋和身体这样的“容器”与“人”的概念紧密相连，容器和身体相互象征，都意味着对有繁殖力的物质的包容。而在中非南部和西部的冶金业中，熔炉也象征着身体，这说明，有关孕育和生长、生产与再生产的观念同时渗透于自然和社会世界。这些地点物与身体的极大相似性，使我们有可能提出“身体社会”的概念。在身体社会中，身体是物质的容器，这些物质具有再生性、繁殖力和维系生命的性质。

在进一步对当地酋长、卜师、巫师各色人等的讨论中，Rowlands教授发现了“权力”与“正当性”两条原则，无论是容器还是身体中的物质，都同时容纳了这两条原则，既可能产生社会秩序，也可能对社会秩序造成潜在的威胁；也就是说，同时容纳了生命给予性和毁灭性。最后，Rowlands教授还将这个概念运用于古埃及，这个被视为非洲黑人文明中心的地方。Rowlands教授的这个讲座体现出广泛适用于整块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的图式，它既是大范围的，又是长时段的。

讲习班第四讲，由Feuchtwang教授讲授，主题为“中国作为帝国与文明”，由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刘琪翻译。

Feuchtwang教授以一个外人的身份，用“文明”概念梳理并分析了古代中国的历史。Feuchtwang教授首先接续前次讲座的主题，进一步阐明了文明概念的特征。他指出，文明概念最重要的特征在于文明要素之间的松散整合，而非整体论式的整合，因而，宽泛的文明概念无助于我们比较分析不同文明，以及这些文明的混合体。

接着，Feuchtwang教授介绍了他对古代中国文明的看法。他指出，在中国文明和宇宙观中，文明和政治体制是同一的。古代中国文明拥有一个单一的政治中心，即帝国的首都，文明和帝国有着紧密的关联。在转变为国家之前，中国文明的面貌可以简洁的用“文”来概括。Feuchtwang教授运用“帝国”的概念，转向了军事关系和经济关系的问题，集中阐述了在作为帝国的早期现代中国发生的变化。满洲帝国在进入中原、建立清朝政权之后，通过谷物税收政策和外交策略，成为了称霸一方的强大帝国。从1800年开始，欧洲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由此带来的影响使得清政府的力量不断削弱。中国文明和中华帝国旨在抹去清帝国军事羞辱的举措，演化成了民族主义者的强国运动。19世纪末，改良派和革命派用“文化”代替了“文”和“礼”，并把“文化”用于指代保护和加强国粹的运动。接着，用于指代civilization的一个新的、发展性的词汇出现了：文明。“文明”以发展为目标，以现代主义为修辞。Feuchtwang教授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是对中国文明部分或整体拒斥之间的激烈张力，这本身就是对保护极长时段的历史感的否定，而这种历史感又是中国文明的组成部分。

讲习班的第五讲，由Rowlands教授讲授，主题为“长时段过去和断裂”，由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阿嘎佐诗翻译。Rowlands教授指出，人类学对历史的兴趣应在于长时段延续与断裂——“深层历史”（deep history），并且应把长时段放置在一个开放式的地区和网络场景中来理解，在长时段中找寻塑造文化性情的文化模式。Rowlands教授的分析基于三个要点：1）范围（scale）；2）物质性（materiality）；3）时间性（temporality)。他相应提出三个观点：1）长时段一般只在大范围中显现，2）要把握物质性，就要以物自身变异和变化的“自身方式”为主线，3）尽管当地历史经验存在深层断裂，但在其它的行为和观念中又表现出深层延续性。Rowlands教授试图表明，长时段的不同时期可能共存，而且伴随着短时段记忆和过去的经验，而这些记忆与过去是不能被简化成当前的经验的，因为当前是长时段的无计划的缔造的结果，而非意识形态的产品。

讲习班第六讲，由Feuchtwang教授讲授，主题为“长时段历史变迁”，由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汤芸翻译。在最后的这场讲座中，Feuchtwang教授基于他在前两次讲座所展开的问题，探讨了如何以一种长时段的视角，理解文明及其内部的变迁以及持续性。Feuchtwang教授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要避免掉入两个陷阱：民族中心主义以及单一化约的因果关系。民族中心主义，尤其是欧洲中心主义都是以一种回溯的方式来看待与理解历史，以一种目的论的方式来理解过去，并将今天，尤其是今天的欧洲视为一种必然的结果。单一化约的因果关系也是民族中心主义所必然的视角，即认为过去处于一种时间序列中，前一个阶段是后一个阶段所发生的前提。Feuchtwang教授强调要避免这两个陷阱，历史人类学所首先要做的是能够理解文明并非是单一的，且不同的文明是共存并相互关联着变迁与延续的，因此，要对文明的历史进行区分与比较，应基于文明是相互重叠与混合的这一事实。此外，对文明的变迁的动力，应理解为一种多线的结构因果关系。最后，要注意到文明内部各部分的变迁都有不同的步调与程度，各种变迁相互关联。在讲座中，Feuchtwang教授还以中国自宋至今的文明变迁的案例，进一步说明了他的观点。

本次讲习班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大学、西南民族大学部分人类学、民族学专业教师及研究生的广泛参与。参与研讨的师生对Rowlands与Feuchtwang教授提出的观点进行了热烈讨论。在讲习班间歇时间中，两位教授参观了北京的一些古迹，并与部分研究生进行了深入交谈。5月28日，应北京大学蒙养山人类学学社之邀，在该社学术委员会主任梁永佳及社长郑少雄的主持下，两位教授在英杰中心接受了研究生的提问。

两位教授围绕着“文明”概念的讲座，在西方人类学里有其自身意义。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来看西方人类学关于文明的论述。第一个阶段是Feuchtwang教授谈到的“民族中心主义的阶段”，在古典人类学时代，西方学者多数承认“野蛮人”是“文明人”的祖先，但也认定，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他们必然会演变成“文明人”，而“文明人”则以西方人为典范。在第二个阶段，人类学家开始对文明与野蛮之间关系进行重新定义，将古典人类学时代的“历史论”改造为相对主义的“空间论”，在野蛮与文明之间建立一种反民族中心主义的“思想关系”。此后，野蛮成为文明反思和批判自身的文化形态，西方学者企图借此从野蛮的观察中寻找文明的缺憾。在第三个阶段，西方人类学的文明研究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学者试图比较客观地看问题，认为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非西方都存在着文明，世界不能被简单地二分为野蛮与文明的对立。Rowlands与Feuchtwang两位教授在讲习班上的六个讲座，对于反思西方人类学的第二个阶段，使之迈向第三个阶段作出了重要贡献。

Rowlands、Feuchtwang教授的六个讲座，对于中国人类学的探索，也有重要意义。中国人类学向来被认为拥有两大特色，一是它的应用性，二是它的历史性。在过去的一百年来，中国人类学应用性与历史性，有几个阶段的关系变化。1949年以前，中国人类学以燕京大学为中心的“应用派”，以中央研究院及华西大学等机构为中心的“文化历史派”，学术风格多样。到了1950年代，两个特点得到结合，在民族研究里出现了带有浓厚民族政策意义的民族的社会历史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中国人类学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得到复兴，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人类学的应用性与历史性有点分道扬镳了，有些人专门做应用，有些人专门做学术化得多的历史性研究。到底如何处理中国人类学的应用性与历史性之间的关系？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一些作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50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对于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也有颇重要的价值。然而，如我在其他文章中指出的，近期的中国人类学，“出现了过多‘应时式的研究’，存在不顾学理只顾现实政治经济变化的倾向，使一些人类学著述存在只见‘浅描’（thin descriptions）及政策报告式的‘论断’，而缺乏学术分析的现象”。[2]若我的这个评论有意义，那么，两个教授此次在北京作的六个讲座，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人类学的特点及在新的基点上重新建立人类学的社会研究与历史研究之间的纽带，对于我们促成学科的学术化及学术多元并存的局面，都会有很大帮助。

部分借助人类学思想的中国考古学，对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早已有着浓厚的兴趣，其研究的“公众基础”，恐怕还是古代中国文明在世界诸文明体系中的地位问题。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化，学者在相关方面获得了一些具有启发的重要认识。通常说来，我们所熟悉的“文明”，多指与古代国家、文字、金属工具、阶级密切相关的文化表现。古人过世之后，留下的不过是无生的遗体及其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不过，这些却为我们探究他们的生活风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

在当下中国，另外一种“文明”概念是政治性的。20多年前，中国提倡“两种文明”，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前者实指经济发展，后者则多指“文明礼貌”。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受唯物主义思想影响至深的国人，多数将前者当作是后者的“基础”或“决定因素”。也就是在过去的几年间，有人提出“政治文明”一词，说它能补充“两种文明”的缺憾。“政治文明”到底指什么？其实还没有人对它作过清晰的定义，在人们想象中，这种文明不过是一种“进步的政治制度”，比如“民主”。

在中国人类学界，谈文明的学者还不多。撇开那些为了生存而不自觉地宣扬口号的所谓“学者”不谈，我们中多数人若非将这个词汇归为考古学所有，便会对它的政治性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的确，人类学与考古学是有区别的，考古学家研究的是死人的文化，我们研究的是活人的文化，考古学家研究的是文明，我们研究的是社会、文化、民族这些“活生生”的东西。另外，学术研究毕竟与喊政治口号不同，我们这些研究者毕竟不能与一些时代性的政治语汇靠得太近。

对于文明的“逃避”，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不应否定，那些我们研究的所谓“活生生的东西”，与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古物所代表的历史存在关联。我一直认为，考古学意义上的“文明”，与现存的政治意义上的“三种文明”不是没有关系的。在一个以摧毁一切旧事物的时代，切断这个关系纽带，是政治的多数内容。这本身说明，古今文明之间的关系纽带如此紧密，以至于在我所谓的“崇新弃旧主义”观念出现以后，这一纽带便成了政治的敌人。另外，在我们的国度宣布进入一个去极端化的“改革时代”后，“文明”概念在政治生活中的重新出现，并非缺乏任何意义。从一个角度看，这一概念的回归，与我们时代“复兴传统”的呼声紧密相联。我们时代的困境与以前一样，为了崇新弃旧，我们不得不借助于传统。

注重于研究社会、文化、民族现实的人类学者，若无法将自己目睹的所谓“事实”，与作为这些“事实”的缔造者的历史联系起来，便无法提出一个实事求是的诠释，而要实现这种“事实”与“历史”的联结，便要同时直面考古学意义上的文明与政治词典中的文明。

两位教授论题的选择，主要出自其学术旨趣，但这一旨趣绝非与我们理解自己的上述历史境域之需要无关。

Rowlands教授提出了body society（身体社会）的概念，强调从“道德母题”来看文明的基础，既不否认文明的“德性”，又试图指出任何文明都可能包含着诸如献牲这样的暴力因素。Feuchtwang教授则更关注文明的“拓展式”，特别是研究欧洲与中国的文明体系中 “延伸形式”。两位教授使我们能跳跃于非洲、中国、欧洲等大陆，鸟瞰文明在世界不同地区的构成形式。而文明的存在，不能脱离它们的历史根基，作为一种具有“历史正当性”的社会生活方式，文明影响着今日人们处理相互之间关系的方式。对于文明展开人类学探究，使我们看到历史如何被赋予现实价值，而文明的人类学，自身兼有“应用”与“历史”的关怀。两位教授为我们提供其对文明的非洲、欧洲及中国经验的看法，使我们获得“想象的翅膀”，而跳跃于中国、欧洲与非洲之间。这样一种跳跃对中国人类学是重要的，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也是重要的。

到底如何理解我们一般理解中的“文明”？到底我们意想中的“文明”是否是一种普遍经验？假如不是，我们又怎样理解我们这种意义上的“文明”的特殊性？在处理古今文化关系方面，其他地方提供了什么样的经验？

讲座不该封闭思想，而应开放思想。Rowlands与Feuchtwang教授的讲座，表现出了讲座应有的作用。他们围绕文明阐述了自己的人类学观。如同任何基于扎实的研究与认真的思考而产生的观点，两位教授之所思，必定是“部分真实”。然而，这些“部分真实”的呈现，除了为我们打开通往更多可能性的通道之外，别无他求。

两位教授之所以探讨文明，乃是因为过去的人类学研究局限于共同体、社会、文化、民族、国家这些有清晰边界的事物之上，无以反映人类生活的更高层次。在共同体、社会、文化、民族、国家之上存不存在更大范围的人群共享的价值？两位教授给予了肯定回答。他们还为我们指出，在更大空间和时间范围内探索超越文化自我的体系，是人类学应当承担的使命。然而，在将文明回归于人们生活实践中“道德母题”的探讨时，我们似又需要考虑另外一些问题。比如，怎样理解作为“身体社会”存在的价值与作为这个“社会”的延伸式存在且得到“文化英雄”提炼了的道德话语二者之间的历史关系？文明与王权、国家、帝国之间的关系为何？文明、自由、控制这些机制之间形成什么关系？在研究文明中，人类学家是否应不断重申实践和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还是应有更多的自由来采取“非决定论”的态度？种种问题，都留待我们去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