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10日晚，来自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的文玉杓教授至中央民族大学，就“日本人的韩国游：殖民与后殖民遭遇”举行了一次人类学席明纳讲座。文玉杓教授于1984年在牛津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系拿到博士学位，曾为哈佛大学人类学（2000—2001）、日本大阪民族学国家博物馆（2006—2007）访问教授。她的研究地域主要为日本和韩国，兴趣集中在家庭和性别、城市和乡村共同体的形成、少数民族族群、旅游、大众文化和遗产保护政策等方面，也是最早提出并进行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人类学家之一。目前，她正在日本京都西阵织丝绸织造工人当中做研究，关注的是对当今世界中具有特殊价值的遗产进行保护与保存的政策和策略。主要作品有：From Paddy Field to Ski Slope: Revitalisation of Tradition in Japanese Village Life，Consumption and Leisure Life in Contemporary Korea，New Women: Images of Modern Women in Japan and Korea，Understanding Japanese Cuture through Travel and Tourism等。

文教授首先指出，旅游人类学通常认为人们外出旅游都是为了“体验真实”，但事实上，人们也去一些虚拟世界旅行，如迪斯尼乐园等主题公园。并且即便人们是在被遗忘的过去中旅行，但人们所追寻与寻访的只不过一个“重建的过去”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上的过去。

通过分析日本人出境游的情况，文教授对比了意大利游与韩国游的特点：意大利游去的主要是乡村，而自日据时期（1910－1945）起，日本到韩国旅游就都是以城市为中心。通常认为寻找差异与改变是促成人们旅游的动机，但日本人的韩国游完全不符合这一点。于是文教授试图以一种历史的视角，分析自日据时期以来，日本人的韩国游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及其如何影响了韩国的形象，以及日本与韩国的关系。

在日据时期，到韩国旅游是一种对帝国的扩张的荣誉的感受。旅游线路安排的通常都是大城市的殖民机构。韩国被呈现为一种需要去征服、启蒙，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对象。因此在这一时期，旅游成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宣传工具，是让殖民统治合法化的手段。

直至战后，进入韩国的日本人大增。最早进入韩国的游客以中年男性为主，他们到韩国既是为了公务也是性旅游。为吸引投资，韩国商人们也主动为日本商人们安排女性服务与娱乐。并且日本的旅游公司也组织了一些专为男性提供的亚洲游。这一时期，韩国形象是一种带有性暗示的年轻女子形象，而非体现历史与文化的建筑。不过，随着70年代，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女性的强烈抵制，至1970年代末，日本人到韩国的性旅游，至少在公开层面，显著地减少了。70年代的日本人的韩国游中，还有一种“回归游”（returness），即那些曾于日据时期生活于韩国的日本人回到韩国找寻美好回忆的旅游，这其中仍以男性为主。在他们看来，韩国并非外国，而是故里。基于这种联系，这些人也为韩国带来大量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韩国经济。

至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日本旅游逐渐变得多元，最为显著的改变是，年轻女性游客的增多。性旅游逐渐减少后，日本的旅行社开始将目光投向年轻的白领女性，最初她们去的是欧洲、南美、大洋州，韩国对她们来说，仍是一个可怕和乏味的地方。但在90年代的泡沫经济之后，到邻近的韩国旅游比在国内旅游还便宜，这引发了对韩国形象的重新塑造。韩国从是一个贫穷、不友好、敌视日本的危险国度，转变为友好、绅士、美味、美丽的国度。女性游客在韩国，体验的主要是两种旅游。第一种是年轻女性的美容游。在这其中，韩国女性的形象也发生了转变，从日本男人的欲望对象，成为年轻女性所向往的漂亮与皮肤好的代言。美容、美食和购物是美容游的关键词。便宜与方便是促成这种旅游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的对韩国的信任感的增长。不过尽管性质有些不同，但存在于日本男性的性旅游中的主人/客人的等级关系，在女性的美容游中同样。并且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游客，都对任何与文化和历史相关的事情没有兴趣，也不与目的地的真实的人们接触，所以仍是日据时期的延续。另一种旅游则是中年女性旅游中的韩国热。这种韩流源于韩国影视剧在日本的走红。浪漫的情节、温馨的家庭、美丽的风景等，这些都是吸引孤独、压抑的日本中年妇女的重要因素。对于她们而言，去韩国旅游是对日本现代性的一种批判，也是重新找寻自我的过程。她们的旅游也是一种怀旧，但却不同于殖民话语中的怀旧。殖民话语中，怀旧指向的是时间轴上的回溯，是对不发达的、前现代的、乡土的怀旧；而韩流中的怀旧，则是一种共时的，是对不同于今日日本的现代性的渴望，或者说，寻求的是一种另类的现代性。这种形式的旅游也引发了对韩国文化历史及人民生活的关注。

通过这些分析，文教授认为，日本人的韩国游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仍是以追寻休闲为目的，并不关注于文化，也并不与当地人接触，其实并没有促进相互间的理解。反倒加深了主人与客人之间的巯离感。因此，在许多方面日本人的韩国游可被视为Nash所说的典型的“旅游也是一种帝国主义形式”：首先，旅游中的游客是从作为中心的都市向边缘的流动，向前殖民地的流动；其次，旅游显著地改变了作为主人的社会之转型；第三，旅游加强了本就存在于主人与客人之间的等级关系。但事实上，日本人的韩国游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是非常复杂与多样的，如果真的需要对之进行概括的话，文教授认为，日本人在旅游中对目的地及其人民的再现，经历了这样一些转变：从帝国主义游客眼中的“殖民的他者”，转向了年轻的日本游客的眼中的“亚洲他者”，转向了最近的韩流的“真实的他者”或者说替代的自我并改变了旅游中主人与客人间的遭遇之实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教授认为不能简单地说，旅游只是再生了现有的等级或只是在加强这个等级，而应该看到这背后的变化，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讲座结束后，文教授与在场民大师生就旅游场景中的“看”与“被看”的权力结构、日本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旅游、如何理解韩流中的怀旧是对现代性的怀旧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