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12日下午，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西方法哲学研究所所长邓正来先生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中心会议室就中国社会科学现状以及存在问题作了讲座。邓正来先生曾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现身兼西南政法大学名誉教授，浙江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创办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主编《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侧重西方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的研究。主要论著有：《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自由主义社会理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等。

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科学自诞生之日起，身后就一直拖着其西方宗主的影子。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界只停留在对西方社会科学进行平面式的介绍和普及工作上，而缺乏自己对此的纵深思考；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科学的教学现状也仅限于简单地灌输知识层面，而较少开拓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此两点不仅是邓正来先生2003年从事教育工作后的所感，同时也是他长期致力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建设后的所得。身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关口时节，面对应该如何将中国社会科学往纵深推进这样的问题，邓正来先生今天从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心得。

第一个方面是中国社会科学和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问题。八、九十年代邓先生等一批学人讨论知识生产的问题时，集中在意识形态与知识生产的关系上，他们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没能为知识增量做出贡献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宰制。然而时隔十几年当我们再回头看同一个问题时就会发现，中国社会科学丧失自主性和原创性的关键不在于意识形态单方面的强制，而在于这是中国知识场域与其它场域（政治、经济）共谋的结果，它使得改革开放以后知识生产的机器变得愈加政治化和经济化。此外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存在，一台复杂的知识生产机器日益完善，不停地将所有知识人吸纳进去成为它的零部件，所有人被要求按照机器的规格产出知识，在此过程中真正的知识增量越来越稀少。邓先生明确地指出，如果我们仍然对这台知识生产机器以及知识的品格不加以清醒认识的话，那么中国社会科学将没有任何前途可言。

第二个问题涉及中国社会科学与学术传统的问题。目前中国学术界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缺乏学术规范，其中最明显的特征是探讨问题时不尊重学术脉络，研究者往往不清楚自己所论问题究竟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与位置上进行，同样在引介西方社会科学的时候，由于对学术传统的不敏感，也让现有的引进工作支离破碎而不具备系统性和合理性。缺乏对学术传统的把握造成了学界不断重复产生大量无意义、无价值的拼凑作品，由此引发的更深层危机还在于学术传统的缺失使得中国社会科学界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学派，学派的缺席又使得整个社会科学界必将不会产生有分量的知识产品。只要这种恶性的连锁反应形成，那么长此下去我们只可能知道社会科学知识的皮毛，中国社会科学界也只能成为知识的消费者，而丝毫不会出现创建性的成就。

与第二方面的问题紧密联系着的是第三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与学术批判。西方学术的一个传统就是批判传统，从柏拉图开始，每一位学术大师生前身后都接受了一轮轮猛烈批判的洗礼，尽管如此，西方学术却能在批判声中持续进步。中国的情况却相反，不但没有学术批判，而且也没有学术进步。我们不去批判同时代的学术成果，更不会去批判前人的学术思想。这种无批判的局面首先源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批判就等于丢人，实际上对于学者来说，正是批判能帮助学者认识自己从而提高自己；其次中国学术缺少批判的原因在于人们容易混淆知识与真理之间的区别。不同于上帝创造的、供人们信仰的真理，知识具有限度，这就意味着批判是知识发展的内在逻辑，批判之于知识是可能且必然的。然而一旦人们忽略了知识的这种性质，反知识批判则孕育而生，可他们殊不知学术传统得依靠学术批判才能建立，知识的增量要依赖批判才能发生。批判正是一团和气的中国社会科学界所没有的风气，批判产生的效果也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难以到达的彼岸。

最后，邓先生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多年读书与研究体会，评点了阅读和研究中现存的五种路径。1．关心具体观点而不在乎论著的结论、前提和方法，这种路径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境地，最终使得研究意义大打折扣；２．只看论著的结论而不在意论证的前提，此条路径存在推翻结论不等于推翻前提的危险；3．只关注论证方法而不管前提是否成立，这个层面的阅读与研究往往会武断地假设前提的正确性毋庸置疑；4．抛开具体观点、结论和方法单从批判前提入手，这个层面忽略的问题是即使前提被证伪，也可能抹杀不了其结论与方法仍然会存在效力；5．唯一关心的问题是论证的前设，通过找出前设去直接深入批判其论证根本，这会使得阅读和研究的力度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