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22日（星期四）下午两点半，盖大卫（David Gibeault）先生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作题为“历史和他者的结构——以伍家沟歌师为例”的讲座。盖大卫是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的人类学博士候选人，他自1996年起开始对鄂西伍家沟进行田野调查，1997－1999年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交换理论、亲属制度、政治哲学，已发表论文若干。

盖大卫首先分析了近三四十年中国的知识传承在国家政治控制下呈现出的整体面貌，提出他的研究是基于延续性的“整体文化”内部的相互关系，该案例是透过民间歌谣的传承人，考察一个社会继承知识的方式，了解一个集体怎样利用传递这些知识去促进自己的身份认同，进而反思今天政府对民间文化的保护政策，其出发点存在的根本性问题。

他从湖北武当山附近伍家沟田贩村村民的宗族组成结构及这一结构中形成的对社会时间、空间、等级的观念着手，详细剖析了当地人通过空间上的山和沟、时间上的宗族的时间和个体的时间、宗族内的狭义亲属和广义亲属、名字和称谓上呈现的平辈和非平辈、婚姻中女性在“院子”（家户）内和外的来往、结婚建房时正房和厢房的区分、社会生活中的长辈和晚辈秩序以及丧礼仪式中歌师与火居道士从地方之内与地方之外分别连接阴、阳等方面，体现出了相互对应又相互涵盖的结构，从而建构起对地方空间和社会时间的记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整套本土的伦理道德体系。歌谣在这一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成为歌师是一个伦理的过程。首先，年轻人通过在社会活动中唱歌获得长辈认可。其次，外面的女人嫁到一个宗族内就带去其自家的歌（知识），女性回娘家时又带回在夫家学到的歌（知识），因此习歌的三种方式——剽学（即偷学）、拜师和家传中，学自家中父母的占20%至50%。又次，在丧礼活动中道士处于地方之外，通过念经连接阴阳；歌师属于地方之内，其身份穿透亲属制度、超越社会组织，具有超越性的社会地位，两者合作才能完成仪式。因此歌师既处宗族结构之内又处结构之外，同时还有连接阴阳的作用。

最后盖大卫的结论是，拥有歌师身份的人群能穿透既定的社会组织，他们不仅从家中学歌，还通过外婚，从外部学到更多的歌唱知识。要成为歌师就必须打通内外亲属网络，才能获得超越亲属制度的知识，因此人们希望通过成为歌师而在当地赢得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成为歌师的过程代表一种伦理的上升过程。歌师需要具备如讲义气、口碑好等道德评价，因此歌师对当地人而言是有伦理价值的。然而，在当下国内实施的文化遗产保护计划中，地方政府为歌师们建立的故事堂或歌谣堂实质上却是把歌师的歌唱当成一种表演行为，国家与村庄通过表演的方式被并置到了一起，歌师们的歌唱因此变成仅仅是一种展示。歌师们不再是通过交换的方式获得知识，其身上的伦理价值也随之丧失了。可见，从村庄的角度看，国家的保护计划首先是没有伦理价值的计划；其次国家的计划把村庄的传统只看成是同质性的，而事实上一旦进入村庄就能发现更多更细致的文化细节，每一个传统都有它自身的特别之处；最后，村庄中的经验让我们看到一个涵盖了地域的历史，但是国家的计划却仅仅把历史看成了一种展示。这些就是国家拯救计划之所以失败的答案。

王铭铭教授在评议中认为，盖大卫这一研究的价值在于：他是从当地社会制度、观点、概念出发去研究文化传承的问题，而不是抽离本土地拿现成的框架去套当地情况；他用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把继嗣理论和联姻理论各自的优点结合到了一起，从当地的情况出发说明继嗣和联姻必须放在同一个关系体系里面看才有意义，这个体系一方面是时间的另一方面是空间的，也是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他看到歌的时间比实际生活的时间大得多，往往实际社会关系的圈子和文艺表演形式的空间之间，有着重叠与不重叠以及大与小的关系。进而言之，盖大卫讲座最后的结论，寄寓着传统中国乡村内部包容的一种使内部与外部相互关联的制度，而这种关系的纽带随着中国的变化被逐渐切断，剩下一些孤零零的所谓内部一致化的、狭小的、传统的空间。这个纽带一旦被切断，就会使得民众失去文化伦理的态度，而当文化不再保有伦理内涵，就将变成缺少内涵的形式，于是这一矛盾导致国家只能保护传统的形式，而不能保护它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