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4日上午10：00至12：00，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教授邵京博士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作了名为“变更社会中的人类学”的专题报告。邵京教授在美国人类学重镇之一的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获得博士。先后在美国东部Vassar College及加拿大蒙特利尔的Mcgill University执教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主要研究方向为:疾病、医疗的社会和文化意义等。

人类学是什么？人类学研究应该怎样做？此类问题对一个人类学学人来讲，答案本早应该了然于心了。然而，现在把这些问题重新翻出来回答，原因不仅在于此时我们需要深化或是更新对其的理解，而且在于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并明确这门学科中的一些最基本的特征和规则。以医学人类学的发展为例，邵京教授说明，二战以后美国为赢得冷战，采取向他国宣传所谓科学的医学衡量标准，医学人类学应时而生，这只不过是美国文化同化策略中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开发并获取更广泛的支持。这些年来，医学人类学的发展又与市场指向密切相关。可以说，应用性极强的医学人类学从产生之初就缺乏传统人类学对理论建设的关怀，在邵京教授的眼中，这样的学科研究无疑是不太具有人类学特征的学术。

另一方面，与医学人类学相关的各种研究乐于采用“客观”的研究方法，在定性假设的基础上，以大规模的定量研究去佐证假设的正确性。这种做法导致人类学立学根本的调查方法——参与观察法丧失了原有的力量，继而使得这类研究成果的阐释力度大打折扣。邵京教授分析了一篇研究中国民工对艾滋病偏见表述的论文，借此说明这种问题在医学人类学研究中的普遍性和失效性。该文为证明之前提出的结论假设，分别从北京和南京两地采集了庞大的统计资料，最终根据定量研究证明，越是有偏见的人，越容易成为沾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邵京教授批评道，产生这样的研究是由于不理解人类学研究造成的，这些研究仅仅是在既定框架内填充内容，而失去了实际研究的意义。文章的作者根本没有参与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中去，用学生代替自己去做访谈。这种隔岸观景的做法，让作者失去了亲身体验研究对象生存状态的机会，从而无法理解艾滋病与中国民工、与中国民工对其偏见的真正关系所在。像这样只重视定量而非真正参与观察的人类学研究，虽然被冠以人类学的称号，但往往流于空洞的程式理解，只会成为方便面式的人类学。

批判了上述局于形式、欠缺深入细致的参与观察，抛弃人类学原有特征同时又无法超越已有研究方法的研究后，邵京教授以另外一篇文章为范本指明，什么样的研究才能使人类学真正看清楚这个变化不定的现代社会。这种研究不单继承了传统人类学特殊的研究方法，而且巧妙地吸收了科学的、客观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这种研究始终保有多元审视文化和社会的触角，以此揭露出的是文化表象背后深层的意义结构。文章论述了巴西艾滋病治疗的普及问题和生存政治。该文同样采取了定量的研究方法，只是在访谈对象的选取上更具有代表性和多层性，比如巴西前总统、非政府组织官员、普通民众、患者等等。此项研究历经十年，最终向读者展现出了一幅复杂的巴西社会景象，揭示出控制和治疗疾病从来都不是单纯出于健康因素的考虑，背后有着深厚的权力掌控，而这场疾病与人的斗争中真正的幕后导演正是巴西政府与医药商以及二者之间的博弈和妥协。权力的介入使得资源分配极度不平衡，一方面，巴西的艾滋病患者只有成为政府承认的“模范病人”——抛弃旧时的生活状态、遵守既定的医疗制度、保持良好的治疗依从性等等，才能得到政府很好的治疗，而广大非模范病人却仍然被排除在政府保障的治疗范围以外，由此可见这套声称是普及性的治疗体系实际并不平等。另一方面，巴西政府和市场（医药商）之间不同权力有所媾和。医药商允许巴西仿制一线的治疗药，但是一线药很快失效以后，巴西政府因遵守约定不能仿造二线药；而在之前的社会动员中，民众已将生存权视为人权，这时巴西政府就不得不为履行普及治疗的承诺去购进二线药，至此，政府扮演了推广医药资本的角色，资本由此寻找到了广阔的市场。邵京教授认为文章从医学与政治的角度精辟分析了现代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权力网，这种深刻阐释社会的作品才应该是真正优秀的人类学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