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1日至22日，由延边大学主办的“跨界民族与边疆和谐”论坛在延边大学召开。国家民委研究室和国际交流司因承担“中国跨界民族问题研究”与此相关派人参加。

 论坛邀请来自中、美、韩等国家民族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以及民族工作者，围绕跨界民族安全、文化、流动等方面的理论和现状，以及研究原则与研究视角等问题，进行了三场主题发言,分别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金炳镐、韩国建国大学教授金成敏和国家民委研究室巡视员、副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秘书长黄忠彩主持。

在专题发言开始之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秘书长黄忠彩祝贺词，提出跨界民族研究要“四个结合”，即与国家外交战略格局的结合、与国家周边地缘安全的结合、与跨界民族发展的结合以及要将分散的研究力量结合起来，并宣布将建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分支机构“跨界民族研究”专业委员会，结合专业力量进行深入研究。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院长何明介绍了中国西南跨界民族与东南亚国家边民跨国流动的情况，认为亲缘、族缘和地缘等文化认同仅仅是跨境民族跨国流动的基础条件，而安全感、生存保障和发展机会等利益选择才是跨界民族选择流动方向和归属国家的决定性因素。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执行所长叶江也提出，利益取向是民族流动的基础动因，当利益趋同后，还会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即对本民族（族群）的认同，这也是通往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桥梁，为此很有必要精准区分两个层面的“民族”认同的概念。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周建新提出，相对于“国家中心”视角，跨国民族研究应该转向“边疆中心”视角，将过去视为边缘的边疆地区看作“中心”区域，更加完整地看待跨界民族问题，进而探究族缘政治的现实存在及其特性。他认为族缘政治远比地缘政治更加重要，因为地缘关系是相对固定的，而族缘关系却可以随人员流动而扩展。因此，在族缘共生的文化背景下，只有“和平跨居”才是跨界民族未来的方向。

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迪木拉提谈到了《玛纳斯》史诗在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关系中被当作中国文化霸权主义标签的问题，他提醒中国政府在周边国家间关系中不但要注重经济合作，还要特别注意跨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信任，展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孙雁介绍了西方冷战后各种跨界民族理论，提出两个问题：跨界民族是否增加分裂主义和内战的危险？跨界亲属国是否有缓和分裂主义和内战的作用？她认为亲属国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加剧跨界民族的分裂倾向，反而会起到抑制的作用，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本身拥有坚实的国内资源和丰富的外交资源，对分裂主义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应该更有信心塑造双赢的跨界民族关系。

延边大学民族研究院院长孙春日谈到，西方学界对跨界民族、东道国、亲属国等概念的界定很有意义，也给我们中国的跨界民族研究提供了多样化的视角。同时，我国的相关研究也要避免过于敏感，充满戒备的状态，要更加客观地讨论问题，不能在政策制定上搞想当然，将跨界民族问题变为政绩工程，或者在执行层面弄巧成拙。

韩国全南大学教授林采完提出朝鲜族作为跨界民族的文化适应性问题，朝鲜族的族群认同度非常高，在保持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也能积极融入主流文化。当国家的民族政策比较和谐、包容的时候，二者达成协调，反之则构成冲突。因此，要继续推进中、韩、俄三国的合作，促进边贸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进而加强跨界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

韩国仁荷大学教授李振翎介绍了近二十年来中国东北的朝鲜族的跨国流动情况，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口移居韩国以及中国其他主要沿海城市，导致朝鲜族的地理特性弱化，他号召朝鲜族利用图们江经济区建立的机遇，重新在地理上、经济上、政治安全凝聚起来，建立起全球网络治理，作为少数民族成为参与政府决策的一部分，协调中央政府和当地人之间、朝鲜族和汉族之间，甚至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利益，将成为东亚地区跨界民族的优秀范例。

黑龙江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主任都永浩介绍了东北亚跨境小民族的生存现状，包括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以及俄罗斯、蒙古和日本的小民族。这些小民族的发展正在面临传统文化消亡与传统社会结构坍塌的考验。对此，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包胜利点评说，对于小民族的发展问题要有两点认识，首先国家不能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等同于少数民族的发展，其次当国家强大以后，应该更有责任保护少数民族自我发展的能力，而不是冲击并湮没少数民族。

韩国建国大学教授全永三借用“项链”的概念，将韩民族在全球化时代既保持传统，又不断创新的民族文化进行了形象比喻，就像项链的每一粒珠子，既保持独立，自成中心，又距离很近，很有共性。在城市化、西方化的影响下，朝鲜族能够保持文化传统，确实很不容易，需要有意识地进行保护。

国家民委研究室副主任李红杰对跨界民族研究提出了几对值得思考的关系，分别是民族与文化的关系、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民族与国界的关系、跨界与跨区域的关系、主体在内与在外的关系、原住民族与迁入民族的关系、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正能量与负能量的关系、开放与安全的关系。跨界民族有其特殊性，必然涉及国家战略与国家间关系。在经济层面，跨界民族流动直接反应经济发展程度；文化层面，跨界民族的文化联系不会被国界线强行割断；社会层面，跨界民族与他民族的关系，也会直接影响自身社会的变迁。因此，在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感均为可变量的情况下，加强跨界民族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