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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伦理与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暨民族道德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
作者:杨国才 任重远 发表时间:2015-01-20 浏览次数:5025

大会开幕式

大会开幕式

 

由中国伦理学会民族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云南省民族伦理学会、宁夏大学民族伦理研究所共同主办,云南省民族伦理学会承办的“民族伦理与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11月20至24日在大理学院古城校区隆重召开。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宁夏教育学院、曲阜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吉首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湖北民族学院、石家庄铁道大学、广西教育学院、百色学院、贵州大学、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大理学院、《道德与文明》杂志社等20多个单位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及20多位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幕式由云南省民族伦理学会会长、云南民族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主任杨国才教授主持,她指出在党的十八大精神引领下,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研究的春天到来了,希望大家加强交流,凝精聚力,把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生活史研究与国家治理联系起来,共同推动民族伦理学科的创新和少数民族道德生活史的研究及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边疆和谐、稳定;中共大理白族自治州宣传部部长张剑萍致辞,介绍了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状况及白族伦理道德文化。简短的开幕式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民委原副主任周明甫先生就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做了专题讲座;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中国伦理学会民族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会长、宁夏大学副校长李伟教授、兰州大学陈文江教授、高力教授等就民族伦理与国家治理研究做了专题讲座。与会代表和大理学院200多人聆听了精彩的学术专题讲座。几天的交流中,学者们围绕“民族伦理与国家治理”的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研讨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民族传统伦理与国家治理的研究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国家治理概念既强调了转型社会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性,同时也考虑到了治理理念所强调的社会诉求,是一个更为均衡和客观的理论视角。故就国家治理价值标准问题,与会代表提出了增加总量标准和利益最大化的标准,以及在利益冲突和利益非冲突情况下政策法规制定中的道德评价尺度。有学者就多民族现代国家的认同问题,提出应在国家剧场、社会剧场、民间剧场的“场景”中建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双向互动认知关系,在民族身份与国族身份统一的权利认证下促使民族关系和谐,团结进步。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民委原副主任周明甫先生就2014年9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精神做了专题发言:他指出,走中国特色道路解决民族的问题,首先,应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发展、创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路径;其次,要走立足现代、面向未来的道路。对于当前民族工作中所面临的自治制度、民族关系、民族经济发展、民族文化、干部人才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学者们更多的思考和关注,当然,这也给学者们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责任和担当。他还认为,学者首先应该把民族发展的规律、民族伦理、民族关系的规律,以及各个方面的规律、标准、范式搞清楚,树立和坚守作为学者的学术伦理和职业道德。其次,在整个历史变迁过程中,学者们都要回答过去我是谁,现在我是谁,未来我是谁;过去做的已经过去,现在该怎么做,未来该怎么做。最后,要求学者们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要有创新,要有引领,用中国的话语,中国的理论,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

就民族伦理与国家治理的问题,孙英教授提出一个总体标准、两个分标准来衡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的问题。她认为在国家治理话语下,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价值问题。并提出根据利益多少和利益最大化的余额标准问题,来解决利益关系中冲突情况下,自我牺牲的必要性以及在没有冲突情况下的自我牺牲的必要性问题。认为政策法规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是不道德的,当利益关系发生冲突的过程时,自我牺牲是道德的。

唐凯兴教授对古代壮族土司的政治伦理思想做了具体的阐述,他概括了忻城莫氏土司统治时期众多的政治伦理思想,包括以儒为道统,以儒治镇、治国,力主德治仁政,效忠王朝、仁民爱物,节俭勤政、教子修身、乐善改过等政治伦理思想及其与中华政治伦理中的相容性作了具体阐述。

王良范教授就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问题指出,以“国家剧场”、“社会剧场”、“民间剧场”来阐述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双向认同的关系。他认为民族与国家之间是一个双向的认同,而并非单向认同的问题。

二、民族伦理学与民族道德生活史的研究范式

在民族伦理学与道德生活史的研究范式方面,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确立民族伦理研究的范式,对于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创新性、各个子课题的互鉴性以及伦理学的学科范式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也有学者提出,民族道德生活史的研究,应具有综合性因素的文化机制作为范式,以便于揭示民族道德生活的物质方面、精神文明及其形成过程中的物质因素和精神作用,从而寻求民族道德生活史的基本范式。

李伟教授从历史道德人类学与我国多民族道德生活史研究的方向出发,对民族伦理的研究范式、理论、方法,道德人类学的问题和命题,历史道德人类学相关的概念和核心概念进行阐述分析。他认为历史道德人类学借鉴需要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民族学,为其提供一种事实、判断的范式。关于道德人类学的问题和命题,李伟教授认为需要注意以下三个基本问题:第一,民族生活图像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痕迹;第二,各民族用以组织和调节道德生活的实际做法和符号形式问题;第三,民族道德历史的本性问题。这些基本问题今后会成为理论建树和研究当中不可避免的话题,需要在以后的理论研究中注意和思考。在历史道德人类学相关概念和核心概念中,他认为,概念与核心概念不仅存在于总课题中,同时也存在于子课题中。我国多民族道德生活史不仅是一部生活史,又是一部概念史。对于一个学科、理论建构来讲,每个民族的核心概念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核心概念不仅在语言文字中,也包含在民族的肢体语言、音乐语言、情感语言中,他们也构成了丰富的道德生活,这些也是需要学者的关注。

陈文江教授围绕我国多民族道德生活史的分析路径与指标体系提出要建立一系列的指标与框架结构,他梳理了人类学、伦理学、社会学关于道德研究,尤其是关于道德生活研究的文献,提出了“神圣叙述”、“世俗叙述”、“职业生活领域”、“家庭领域”、“整个社会领域”等五大指标来探讨道德生活在一个民族或者一些特殊民族当中如何体现,而这些指标应该回到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当中寻找相关学理依据。另外,陈文江教授正在进行建构中国各民族生活道德文献资料数据库的前期工作,他认为,民族学家所做的大量道德生活史的研究,存在着非常细碎、缺少统领性的内容和理论性的指导,缺少伦理学应有的理论高度,进而导致了研究过程的低水平重复,因此,需要在方法上做一个重新的考量。关于数据库的文献数据,需要统一地搜集、管理、使用、汇总及分析,要最大限度保持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可靠性以及查询的即时、高效性,进而保证数据库的合理扩展。

熊坤新教授就中国历代少数民族伦理思想的研究问题,结合自身从事民族伦理的学术历程,试图站在民族学与伦理学两者相互交叉、融会、结合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角度分别对民族伦理学、中国少数民族伦理思想和族别伦理思想等三个层面进行研究。他指出民族伦理学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几个问题,例如:学科理念;亟需进一步夯实民族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并且需要认真回答民族伦理是什么的问题等,强调民族伦理学具有本学科特有的内在逻辑结构要求。

高力教授通过对纳西族道德生活史的研究,提出了“道德生活化”和“生活道德化”两个概念。他认为,“生活道德化”是我们在考察各民族的道德生活中发现的,也是各民族本身就具有的道德认识规范,它包括各种物质条件在内的物质活动条件,体现了一个民族对这种物质生活条件的价值判断和理想追求。“道德生活化”调节不同利益关系,化解各种利益冲突,使得生活变得有秩序。这就引申到道德政治化问题,道德政治化使道德的功能发展具有多种可能性:道德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统治阶级的工具;道德远离了社会基础而成为了政治产物;政治成为道德生活的阻碍。以纳西族为例,在封闭的农业文化中,宗教、伦理、政治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三位一体的内部循环生活系统。而改土归流以后,中央的政策调整及儒家文化的不断涌入导致了文化的融合、冲突。例如;纳西族的服饰、婚恋、火葬习俗等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这就使得道德处在天上人间、不接地气的状态,道德的生活化是必要的,生活的道德化不仅是道德的面目,而且是生活的本真面目。

因此,与会代表认为不断地探索、完善民族伦理学、道德生活史概念、范畴、架构及其体系的研究,这对于民族伦理学的学科规范性和严谨性具不仅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专业理论基础上提升高度、广度和深度,才能不断扩大知识结构。因此,在进行民族伦理学的研究过程中,必须注意正确地运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严格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伦理道德研究的同时,结合国家治理,真正推动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与稳定。

三、各民族伦理道德与道德生活史的研究

民族伦理学是以民族的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它是一门介于民族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交叉性边缘学科。简言之,民族伦理学“就是研究民族道德的科学”。因而,对于各民族的伦理的具体研究成为了重点。与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不同民族的伦理道德生活史及研究方法展开论述。

杨国才教授从“白族道德生活史研究的方法和内容”的视角切入,她认为白族社会历史发展有其特殊性,发展不平衡,同一民族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也一样;同一阶段的不同地区的发展也不相同,各个阶段的道德生活也不相同。因此,不能用以往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的历史研究的叙述逻辑,而是以白族社会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相适应的原始采集、狩猎、游牧,农业、手工业、商业视角切入,分析其在每个阶段的民族民间神话、传说、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恋爱婚姻、家庭、丧葬等生活中的价值判断与追求,以及人们在各个不同阶段,是怎样调整本民族内部和周边民族之间不同的利益关系,协调各种不同利益冲突,从而使人们有规律地生活的价值标准与尺度。采用口述史、个案访谈、问卷调查、参与式调查的方式进行综合研究。

陈寿灿教授以畲族生态伦理的研究现状与基本内容为题目,对伦理学研究应该采用一种怎样的角度作为出发点进行思考,他认为人类学的非普遍主义立场和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深描”方法,对民族伦理学的研究有着积极意义。然后,他结合指标体系,从宗教、生产实践、乡规民约和文学式创作等方面对畲族的生态伦理进行了大量的田野研究,进而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畲族的道德生活画卷。

王文东教授从“宗教文化与民族道德生活之关联”作了发言,他认为宗教文化与道德生活在结构上具有共生关系。另外,民族道德生活史的研究不应是一种还原主义的方法论,而应该用一种整体论的视角,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鲁建彪教授就“傈僳族的宗教伦理思想研究”做了阐述。他对傈僳族的基本发展状况做了简要描述,紧接着谈到其自身在构建傈僳学的过程中,傈僳族的伦理研究占据了一个核心的位置。继而他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对傈僳族的宗教伦理思想做了阐释,指出信仰基督教的傈僳族人却带有一定的排外性,他们的宗教伦理更多的是基督教伦理。因此,在多元宗教信仰背景下,如何勾勒傈僳族的道德生活便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傈僳族原生宗教信仰被基督教取代后,改变了自身的宗教信仰和传统生活方式,使得一个民族的特征发生变化。作为回应,有学者在分析苗族宗教生态伦理时提出,宗教信仰成为苗族道德生活的载体,苗族将基督教与自身原始宗教相结合,将基督作为自己的祖先加以崇拜,有效地传承了传统文化。与会者一致认为民族宗教信仰具有社会道德的文化资本价值,民族信仰的德性形成应成为治国的功效资本和手段。

胡茂成教授围绕当前土家族道德生活的研究现状和进展情况做了研究,指出由于土家族人口较多,且跨度较大,跨越了武陵山区的5个省份,在还原历史的问题上还是有着一定的难度,并且就土家族的来源还有存在着诸多争论。目前他率领的土家族道德生活史团队,已经有5个小组开展了田野调查,并且在开展田野调查之前也都组织了相关专家进行了深入研讨。

在婚姻家庭伦理方面,有学者以摩梭人走婚为例,分析了婚姻家庭道德尺度的相对性问题,说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道德评价标准。

总之,关于民族伦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及研究方法的问题,与会者认为需要综合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且也从伦理学的三种研究取向,即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描述伦理学出发,认为采用这种综合研究方法所进行的伦理学研究在本质上就属于描述伦理学的层面,而不是一种哲学的研究方法。就具体的民族的道德生活研究,巴特尔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认为民族的宗教研究在揭示民族道德生活史问题上,具有着引领作用,因为古人的道德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只有深入挖掘这种宗教思想,才能很好地保证道德生活史研究的有效性。

四、民族伦理与国家治理研究的新生力量

与会的代表认为,要讲清楚民族伦理与国家治理的历史渊源及俩者之间的关系,民族伦理在国家治理中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才能增强青年学生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才能认真汲取少数民族优秀传统伦理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才能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因此,青年学者与青年学生组成的民族伦理学研究论坛,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

老一辈学者的关怀:在交流过程中周明甫主任、李伟会长、杨国才副会长等几乎是全程参与并指导或参与了问题讨论,提出了许多有深度的见解与建议。如在探讨民族文化传统与民族现代性的关系时,周主任认为从问题思考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三主体说,即:首先是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什么?其次是学者或者说精英人群的立场与看法是什么?最后是政府的立场与看法是什么?从不同的主体出发思考这一问题一定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主持有特色:交流讨论中设立主持人与点评人也是研讨会的特色之一,主持人与点评人通过回顾自己亲身的学术经历鼓励青年学者与青年学生,在中国学术语境下,从事民族伦理学的研究是有很大空间、且易出新成果。斯仁教授则从自身从事民族伦理学研究所取得的丰硕的学术成果,激励青年学子从事民族伦理学研究所具备的广阔的研究前景。这也正是青年人所需要的。同时,讨论中最大的亮点在于主持人要求大家在发言的过程中进行提问、交流与互动,使学术交流活动真正激发人们的思想。

发言有新意:发言主题聚焦在民族伦理与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与探讨,但又不仅局限于民族伦理学的范围;大家比较关注单一民族的道德生活,比如回族、白族、藏族、傈僳族、布衣族、独龙族等。宁夏大学青年学者胡玉冰从文献考证的角度探讨了清代回族学者马注学术思想研究,他认为一个是正本清源,即分清哪些是原创,哪些是引用,尤其要注重暗引,分清源流关系;去伪存真,即要辩明文本的文字与内容错误,避免以讹传讹,实际上也是引导青年学子做研究一定要严谨;吉首大学青年学者王银春与其藏族学生合作探讨了藏族传统慈善伦理及其现代价值,认为藏族作为一个古老而又智慧的民族,具有丰富的慈善伦理思想,体现为“慈悲为怀、慷慨布施”的宗教慈善伦理,“道德榜样、英雄崇拜”的个体慈善道德,与“团结互助、扶弱济贫”的群体慈善理念,且这些慈善伦理有重要的当代价值,比如,传播佛教文化、促进佛教的世俗认同;增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促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善向美,促进个体价值实现与人的全面发展。中央民族大学的齐光勇博士生探讨了傈僳族的伦理思想观念,其中澡堂会的风俗习惯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云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王韵,在深入独龙江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用啊木从小学四年级后走7天路到县城上完小学、中学到大学毕业,回独龙江乡当公务员的实地调查个案,分析了独龙族从不让孩子上学,到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教育伦理观念的变迁及国家、民族认同的观念。施玉乔则以家族结构变化为切入点,分析了白族家族人际伦理观的变化,既描述了白族的“孝”道、兄弟关系、邻里关系伦理观的不同,又阐释了白族在城镇化过程中其家族人际伦理观的变化,并根据涂尔干的理论进行了学理分析,提出从家庭道德教育入手,促进优秀传统家族人际伦理的回归的观点。贵州大学研究生梳理并分析了布依族摩经《母祝文》的女性道德伦理思想。交流中还涉及少数民族的商业伦理、网络伦理、女性伦理、诚信伦理、以及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教育等议题。

互动有火花:交流、互动、争锋一直贯穿讨论始终。大家的互动涉及问题较为宽泛,主要聚焦在民族文化传统与民族现代性关系问题,与会的专家学者形成了两个对立交锋的观点,斯仁教授认为我们在批判学术研究与日常生活中的泛科学主义,应当反思现代性,尤其警惕现代性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消解,即现代性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消解持悲观主义态度;而肖平教授则在肯定科学、理性的积极价值的基础上,对以科学、理性名义下的伪科学主义下的现代性图谋,现代性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消解持乐观主义态度。

点评有深度:在交流的过程中,点评贯穿在整个讨论互动过程中,边发言边评议,点抓住主题,评入木三分;内容集中在民族伦理学与道德生活、国家治理、民族地区的稳定、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和谐及创新研究方法等方面。

主持分组讨论

主持分组讨论

 

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

 

五、设立民族道德文化专业委员会

本次会议另一项议程是成立民族道德文化专业委员会,由潘忠宇教授主持并对民族道德文化专业委员会议的筹备作了介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民委原副主任周明甫先生宣读了关于民族道德文化专业委员会设立的批复:经研究,同意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下设立民族道德文化专业委员会。会上经过公开讨论,民主选举。选举李伟教授为民族道德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潘忠宇、杨国才、胡茂成、卫建国、熊坤新、田敏为副主任。新当选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道德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宁夏大学副校长李伟教授做了发言,他首先感谢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会,对成立民族道德文化专业委员会的支持,也感谢各位同仁的支持。他期望民族道德文化专业委员会可以真正成为一个学术组织,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尤其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学者更应该做其应该做的事,想做的事。

总之,本次会议的召开,不仅拓展了民族伦理学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新领域,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为政界和学界之间提供了沟通的桥梁,加强互信互任;而且本次会议通过对民族伦理学理论的概述和范式探讨,促进民族伦理学学科体系不断的完善与创新。同时,民族伦理学的学术研讨会始终在研讨过程中,关注对年轻学者的培养与学者队伍的传承与建设;最后,民族道德文化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对于加强相关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作用。

民族道德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民族道德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民族道德文化专业委员会的选举

民族道德文化专业委员会的选举

 

会议集体留影

会议集体留影

 

 

作者简介:

杨国才  云南省民族伦理学学会会长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二级)、博导

任重远   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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