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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人类学研究新进展
中国都市人类学第四届年会暨民族地区城镇化研讨会综述
作者:都市人类学专业委员会 发表时间:2016-12-30 浏览次数:1752

2016年11月3-5日,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都市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云南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都市人类学年会暨民族地区城镇化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李永忠教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马煜东研究员,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委常委、昌都新区管委会主任梅方权博士在开幕式上先后讲话。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都市人类学专委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社会室主任张继焦教授作专委会工作报告。云南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专职副院长、中国都市人类学专委会秘书长杜发春研究员主持会议并做会议总结。来自北京、广东、广西、宁夏、西藏和云南6省区市的30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参会单位主要有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山大学、西藏昌都市委、广西钦州市委、宁夏大学、大理大学、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农业大学等12个单位。

中国都市人类学第四届年会暨民族地区城镇化研讨会

李永忠在致辞中说,举办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深入探讨都市人类学学科发展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问题,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本次会议聚集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许多著名的学者,通过参会专家的深入研讨,不仅能加深对都市人类学和民族地区城镇化的研究,而且将对云南农业大学的相关学科研究产生较深远的影响。李永忠还介绍了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的基本情况。

马煜东在讲话中代表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他说,经过近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的民族地区已呈现出完全崭新的面貌,但少数民族入口分布较多、发展任务更加艰巨的西部地区,比起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仍然很大。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西部民族地区既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区,又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既是反映国家兴衰和社会治乱的晴雨表,同时也是发展条件差、各种问题相互交织、情况最为复杂敏感的地区。战略地位十分特殊。随着“一带一路” 战略向西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将一跃成为向西开放的最前沿,成为我们与中亚地区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的战略锁匙之地,成为我们向西开展经济文化交流、互联互通最重要的陆地大通道,在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将越来越突出。马煜东指出,都市人类学与民族地区城镇化研究,必然离不开对少数民族人口分布较多的西部民族问题的研究,必然要面对这个大背景、大环境,当前一个时期,应该借”一带一路“战略向西开放的大势,顺势而为,把西部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作为重要研究方向,这也是都市人类学与民族地区城镇化研究领域十分重要的学术发展机遇。通过此次学术会议,发挥动员各方面力量、集思广益,在都市人类学视域探讨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为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建言献策、汇聚共识。

梅方权博士通过自己在都市人类学领域的研究以及他担任广东省梅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平远县县长和在西藏昌都任副专员、副市长、市委常委兼昌都新区管委会主任等经历,阐述了区域城镇化的特点和差异。他说,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研究要放在经济全球化和全人类共同体的大背景下来探讨,在这方面都市人类学学科有其优势,可应用文化相对论和地方本土知识来进行分析。大都市的规划理念符合人口密集的区域,但却不太符合是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尤其是文化特殊的西藏,因为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而言在少数民族地区要实现人口的跨区域的密集流动较难。比如在昌都新区的开发建设既要有清晰的产业路径,又要确保生态环保底线,即利用昌都的资源禀赋,发展在国际国内市场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如高原特色农业、新能源、民族手工业及藏医药等来加速推进区域城镇化。

张继焦博士介绍了中国都市人类学专委会近两年来的主要进展。他说,都市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聚焦于都市区域的文化与社会过程。都市人类学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具有较重要的学术地位,因为都市人类学委员会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所属的专业委员会之一,其旗下有一批研究“城市社会转型与民族文化”的同行。中国都市人类学专委会除了在历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年会上承办专题会议之外,还单独组织专题性的研讨会:第一届于2012年12月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麻国庆召集);第二届于2014年4月在昆明-云南农业大学举办(杜发春召集)。第三届于2015年11月在北京举行(张继焦召集)。第四届在云南农大召开。目前,都市人类学委员会的秘书处设在中国社科院民族所。专委会主席麻国庆,联合主席张继焦,秘书长杜发春。近两年,都市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组织国内外学者推出了10本论文集或专著,成果丰硕,在国内外的影响日益突出。

与会人员合影

本次学术研讨会收到论文28篇,围绕“国际视野中的城市文化遗产与社会治理”、“城乡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城镇化、传统村落与民族建筑”、“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自觉与民族文化变迁”、“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调查研究”五个专题发言和讨论:

一.国际视野中的城市文化遗产与社会治理

本专题有四位发言人,其中三位谈北京与首尔、洛阳与渥太华、泰国,另一位谈中国都市拾荒者的生活。云南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党委书记赵春盛教授主持专题发言,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曲凯音评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继焦研究员首先就“城市转型中的老字号、老商街:首尔与北京的比较”发言,认为中国对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较低,日本对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最高,在1951年率先开始对非遗的保护,十年后韩国也紧随其后,中国却在2000年才开始重视非遗产。通过对老字号、老商街之类商业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和利用,首尔和北京两个城市都使原来“文物保护”强调“静态遗产”保护,向重视“动态遗产”和“活态遗产”的保护发展。城市文化就像是城市现代化转型的“血液”,城市化就像是城市现代化转型的“输血管”。只有血管通畅、供血充足,城市才能成功实现转型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此,张继焦研究员呼吁让城市中的老字号、老商街在城市中发展,在保护中发展,让城镇化快速发展,以此来造就我们新型城镇化,书写中国城市化与历史文化遗产共同发展的美好画卷。

北京理工大学李鹏飞教授发言的题目为“双都趣事:洛阳与渥太华的风格与传统对比”,他将中国的洛阳与加拿大的渥太华在历史、经济、生态方面进行分析,运用多元的国际化比较视野,分析了洛阳与渥太华差距,提出我国以渥太华发展为鉴,不断让中华文明继续延伸下去。

云南农业大学讲师路遥在题为“泰国小城镇的民间治理”的发言中,通过实地田野调查,发现泰国的西部省份素潘武里府农亚赛地区有三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即“职业技能型组织”、“精细管理型组织”、“社会福利型组织”。她认为,泰国小城镇的民间治理现状特征可用 “草根力量、民间善治”来形容。泰国皇室的权威、佛教的教育和政府的政策对基层民众的生活都有深远的影响。此外,民众也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对所在的社区进行着管理,这些社会组织的存在对于社会的良性运行至关重要,通过发现民众内生需求,调动民众自身动力,多采用自下而上的决策通道,改善了民众生计,促进了社会和谐,最终形成多元善治的社会局面。泰国社会组织在运作过程中对民众内生需求的尊重是其民间治理的关键所在,也是泰国小城镇社区平稳发展的保证。这种参与性的发展理念和工作方法对于我国在实现城镇化的过程中如何通过社会组织的作用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有一定的启示。

云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Mark Szto做了题为“中国城市拾荒者研究的汉语文献综述”的发言,他利用一些文献介绍了拾荒者在城市里现状。他说,拾荒者给人“边缘”的刻板印象:生活贫困, 衣衫褴褛, 浑身上下都很脏,与城市四周整齐的街道、光鲜的人群、现代化的大楼格格不入,构成城市形象的一个不和谐音符-------。在权利视角下,“他者化”的概念会让人分析边缘化的利益群体:城市管理,房东,居民;地方的边缘;经济,社会,心理方面。那么,在没有权力影响的情况下,情况和问题究竟如何?Mark Szto认为合作社(类似农民合作社)可以城市拾荒者组织起来,他拟对昆明市进行重点调查研究。

发言结束后,曲凯音教授进行点评,她说,专家发言都具有多元的国际视野,将文化遗产和社会治理建立关系,对增强文化自信、文明自信具有重要作用。

该专题发言和讨论有两大学术贡献:第一,通过对韩国、加拿大、泰国的多元调查,启示我们要注重保留中华文明,在保护中不断更新内涵,让中华文明不断地延伸下去,以此来造就新型城镇化。第二,要借鉴国外的先进模式,不断改进社会发展模式,增强公民社会参与度,以此来推动中国的城镇化建设。第三,在乡村社会转型中更加注重文化遗产和社会治理相互共建的关系,特别需要体现本民族文化底蕴及建筑民俗文化核心基因。

二.城乡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

与会学者认为,当我们研究城镇化问题时,不仅应当顾及人口向城市的移动,而且应顾及城乡之间的关系即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问题。正如美国都市人类学家顾定国(Gregory Guldin)所说:“城市化并非简单地指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和城镇,而应该是指社会中城市与非城市地区的来往和相互联系日益增多这种进程”。费孝通先生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上做了许多工作,他首先把注意力放在小城镇的研究上,费老将城乡发展结合起来的研究思路,应当成为我国都市人类学的一个宝贵传统。我国都市化的一个特点就在于乡村的工业化和都市化。国内外学术界从乡村与都市的产业结构、社会分工、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分析了乡村的都市化变迁。这些因素也正是我们将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作为本次学术会议重要议题之一的原因。

本专题有4位发言人探讨了城乡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王朝良主持本专题发言,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杨国才教授进行评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广西钦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亓光勇博士首先发言,他对目前我国城乡一体化现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城乡一体化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更应注重投入到实践当中去。实现城乡一体化关键在于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相比较而言,2015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1%,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9.9%,两者之间存在着16.2个百分点的差距。这表明,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存在一个巨大的结构差,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处于滞后状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亓光勇认为,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提高城乡一体化的质量:一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二是优化社会机构,缩小城乡差距;三是以县域现代化作为城乡一体化的轴心;四是打破行政壁垒、建立城市群体系作为城乡一体化的加速器,比如广西的“南宁、钦州、北海、防城港”四城联动战略等。

中山大学副教授杨小柳博士从流动城市视角来探讨城乡一体化。她从城市中心性构建的角度,以昌都市为个案,对西藏现代城市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进行分析和探讨。她认为,昌都今天的城镇化发展走的是一条现代城市化发展的道路,体现的是一条通过市场要素,构建城市中心性的发展逻辑,即主要通过培育现代产业发展带动城市中心性形成,通过产业的发展提高非农化比例,形成城市人口的聚集。但昌都的城镇化又极具地方性特点,由于地广人稀,地形复杂,海拔高,自然条件恶劣,人口和产业大规模集聚和扩散缺乏自然条件,加之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宗教影响浓厚,培育现代产业困难重重。这样,外源性力量在昌都城镇化过程中扮演了主导性的作用,国家政策的强力支持,包括转移支付,对口援藏,特殊的财税政策等是城镇化的发动器。通过旧城改造等重大项目和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经济发展,自上而下有规划地开展城市中心性的构建。基于昌都的案例,杨小柳教授指出,流动的城市具有四个特点:(1)流动的聚集,人口高频率流动是这种流动性的主要表现,城市的中心性具有季节性和项目性的特点。(2)中心服务优先于中心产业的发展,城市首先表现为服务的中心,城市中心通过中心服务的完善发挥了有效的聚集功能。(3)中心性在较短时间的构建与外力,尤其是行政力量的引导和培育紧密相关。(4)中心性与更大区域的关系紧密。不论是城市中心产业的构建、中心服务的完善,还是城市基本生产生活需求的满足,昌都城市中心的构建都与昌都以外区域和城市,尤其是四川成都的联系紧密。

云南农业大学留学生Rebekka Sutter博士通过对云南怒江州泸水县的社会人类学调查,从技能不匹配(Skills Mismatches)视角探讨云南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动因及其面临的挑战。自2000年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怒江实施了退耕还林工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美丽乡村建设、异地扶贫搬迁、怒江机场建设等项目,城镇化进程加快。她认为泸水县的土地利用适合建设山区城镇,但在城镇化进程中,其现有的资源、基础设施建设、生态资源与其发展状况不匹配,主要是人口居住在农村,人口素质低,技能不匹配。由此Rebekka Sutter认为,陡坡耕作者的社会和技术技能是分析和改进泸水县城镇化和农村发展政策的关键。

新时期推进城乡一体化关键是解决好人的问题,即有效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就此,云南农业大学杜发春研究员做了“从云南省宏观经济和产业发展态势看城镇化”的发言,用大量数据阐述了目前云南省城镇化现状及其特征:(1)城镇化虽表现出较快的增长速度,但与全国总体水平有较大差距。2015年末,云南省总人口4741.8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为43.33%,较2010年增加8.52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6.10%)。(2)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旅游业和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从产业结构来看,全省三次产业结构由2010年的15.3:44.6:40.0调整为2015年的15.0:40.0:45.0,产业结构在不断优化,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比重。(3)房地产仍有较大发展发展空间。2010-2015年,云南省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实现快速增长,从2010年的900.4亿上升到2015年的2669.0亿,云南省这一期间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房地产总体表现出需求和供给共同快速提高的态势。云南省总体的城镇化水平(43.3%)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6.1%),未来以房地产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进程仍将存在巨大空间。基于上述判断,杜发春提出城镇化发展需要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即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同时推进,构建融现代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一体的城镇化产业体系,有效利用区域空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转变云南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方式,从根本上杜绝城镇“空心化”、“有城无业”现象。

主题评议人杨国才教授对该主题进行了总结,她指出其中两位学者利用宏观微观的题目,给我们提供一种视角,什么是城镇化?我们的学术界或者是理论界划分的标准是什么?发言者有理论的视角,同时有本土的视角,有本土的数据、本土的案例,选题很好。但是对于城乡一体化的理论探讨,要更加注重将理论研究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不仅要从理论上研究城镇化,更要将理论应用到当地小镇的城镇化发展中去。

与会者认为,该专题发言和讨论在以下三个方面深化了城乡一体化的认识:(1)要着力培育特色产业发展,以产业化带动城镇化。(2)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有来自于政府及外力的推动,这种城镇化表现为一种流动性的聚集。(3)城市中心性理论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概念,通过着力培育现代产业发展来带动城市中心。

. 城镇化、传统村落与民族建筑

在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与传统村落和民族建筑问题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本次学术会议设置了专题讨论,由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尹霖博士主持,中山大学副教授杨小柳博士进行评议。

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曲凯音博士做了题为“我国传统村落历史生成的文化建构”的演讲,她认为文化建构在传统村落历史生成中的表现为:自然、地理文化奠定了传统村落生成的基础,传统文化凝固了传统村落生成的根基,屯田文化扩展了传统村落生成的历史内涵,宗族文化厚植了传统村落生成的血缘纽带。曲凯音认为,文化建构下传统村落的文化特质有三个特质:(1)农耕特质即“天人合一”思想。(2)“传统”特质即“礼”、“中庸”和“尚教”思想等。(3)宗族特质即血缘纽带和凝聚力强,地缘特征明显,宗族文化的家园意识与家园精神。可见,我国传统村落积聚了厚重的中华文明,传统村落的历史生成也充分呈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思想内涵。传统村落生成与发展变迁的文化建构形态也表明了中华文明不断厚积与传承地进程。因此,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以传统村落为出发点,加强文化自信,提高文化的交融程度的问题。

云南农业大学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靖教授以云南省澜沧县景迈布朗族为例,探讨了“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典型村庄保护建设关键技术”,他认为,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传统村落拥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和鲜明的文化特点,真切地反映了丰富的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但是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传统民居和村落,正经受一轮又一轮缺乏民族文化精髓传承支撑的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等现代工程建设冲击,以特色民居、传统村落为载体的民族文化甚至面临着被消亡的重重危机。针对以基诺族和布朗族特有中国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民居村落保护建设发展的技术需求,李靖教授指出,需要从国内外的经验出发,特别需要体现本民族文化底蕴及建筑民俗文化核心内容,把较少人口民族文化特色保护发展理念贯穿于民居村落保护规划建设关键技术研发,探索将特色民居村庄规划建设技术与民族文化保护传承、民族地区生态保护建设的融合发展。

云南农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周兵通过对云南省禄劝县马鹿塘乡特困农户的调查,做了题为“新农村建设中特困户住房状况及其危房改造的技术经济分析”的发言。他说,当前在新农村建设和精准扶贫过程中,危房鉴定应以地基基础、结构构件的危险鉴定并结合历史状态和发展趋势,分A-D共4级。需要用足用好国家“培育特色小镇”的实质性资源倾斜,包括尽量保持当地房屋原有结构,选取适地优质建材、科学选址,尽量降低房屋的改造成本等。关于特困农户危房改造对策方面,需要突出危房改造的针对性,重视整体性的规划和布局,积极做好资金筹措工作等。周兵教授指出,少数民族传统民居保护是中国传统乡土建筑文化载体的历史遗存,可为后世的建筑发展提供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使新民居模式(现代的,也是传统的)成为可能。保护不可能“原真性”和“整体性”,“少量保护、大量更新改造”将是必然。需要将危改与旅游产业相结合,打造旅游村寨,整村推进,建筑风格统一,发展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

云南农业大学讲师张慧博士以云南大理古城为例,探讨了民族地区小城镇逆城市化及移民进行了发言。她说,“逆城市化”的定义来源于美国地理学家波恩在1976年提出的概念,用来描述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人口向乡村和小城镇回流的现象。中国学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逆城市化”问题。90年代,主要侧重于对西方“逆城市”化现象和理论的介绍;2000年以后,随着“民工荒”、“农转非”、“农家乐”、“逃离北上广”等热点现象的涌现,学界普遍认为逆城市化是城市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出现的客观现象,能够解决城乡二元分割、有效解决城市病的出路。大理古城是国内中产阶级选择移民聚集地的典型,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文化的样本。在大理,就有形形色色、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有商人、艺术家、教师或者厨师。他们除了逃避污染,也在找寻一种不受束缚的生活。通过大理古城案例的分析,张慧认为,中产阶级是逆城市化移民的主力军,当前逆城市化处于初级阶段,发展趋势不明显。因此,对于西部民族地区逆城市化的对策,需要考虑有适度的移民推进、完善配套设施、文化的吸收与传承、管之有度。

云南农业大学讲师程静做了“新型城镇化下促进云南省女性农业人口市民化的对策与举措”的演讲,认为新型城镇化核心问题是农业人口的适龄化,单女性人口的适龄化有文化和性别方面的原因,女性人口的适龄化比男性适龄化更困难、问题更突出。如何促进云南省女性农业人口市民化转移, 程静提出了如下对策:(1)从社会性别分析的视角定位女性农业人口市民化的社会地位变迁,规避女性农业化人口转移中边缘化和底层化的危机,满足市民化的制度设计。女性农业人口已从传统的“男耕女织”到现当代的“男工女耕”和未来市民化的“男女平权”,因此要在妇女三重角色(生产、再生产和社区管理)中进行赋权,用法律和政策保障女性农业人口在市民化中的家庭地位和妇女权益。(2)政府和相关部门应把女性农业人口市民化纳入决策主流,着重分析农村妇女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防止妇女贫困政府在决策时应多出台激励女性农业人口市民化的措施。(3)多举措提升女性农业人口自身素质,拓宽女性农业人口就业渠道,加强女性农业人口妇女组织的建设。结合女性特点,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新建小城镇发展规划中增添适宜女性就业产业,避免性别比失衡。

杨小柳教授对以上几位发言进行了评议和总结,她指出四位老师中有的从个案角度进行论证,比如张慧老师以大理古城为例,分析了其逆城市化中人口迁移的现象;有的老师可能从相对全面的角度,对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比如周兵老师以专业的视角讲述了危房改造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技术标准、决策过程等。同时就某些问题与发言人进行了互动交流,不仅十分专业,而且极具个人的特色和眼光。

通过讨论,该专题在城镇化、传统村落与民族建筑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1)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仅要注重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还要加强对传统文化,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的保护。(2)本专题从定义角度、技术角度等提出了保护传统村落建筑的重要性,这对于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交融程度有重要作用。(3)逆城市化也是目前城镇化发展的一个未来趋势,这对于平衡城乡发展起着较大的作用。

四.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自觉与民族文化变迁

城镇化进程中民族文化变迁是都市人类学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本专题会议由宁夏大学副教授刘学武主持,云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周兵评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副研究员张小敏在题为“经济社会转型中苗族的文化自觉”的发言中探讨了《凯里共识》及其意义。她说,2012年5月 “中国•贵州•凯里苗族文化论坛”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举办,与会的110名苗族文化专家学者,围绕苗族文化发展、传统文化、历史文化、生态文化等多个主题进行了交流讨论并达成“凯里共识”,倡导创新和发掘文化发展力为苗族文化发展方向,以文化的发展力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张小敏认为,《凯里共识》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1)从认知上化解了苗族文化传统保护与创新、市场与文化、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等矛盾,使苗族文化产业的实践放下包袱,方向明确。(2)《凯里共识》及相关文化产业的实践表明,从文化实践与文化变迁的关系上看,民族文化实践的新进展带动了民族文化变迁的新方向。从认同角度看,少数民族自身内部对文化变迁的积极态度决定了民族认同的建构新方向。(3)《凯里共识》是苗族精英在转型时期的文化自觉的文本体现。在经济社会大转型时期,该共识显示了少数民族在民族文化创新方面有着自觉的实践和崭新的价值取向,以开放、创新的姿态主动融入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中。

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丽慧博士和尹霖博士以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下陈村为例,探讨“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科学传播与文化”。她们认为,作为发达地区的浙江省城镇化进程较快,如台州市2015年获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城市,椒江区是台州市的主城区,主城周围的城中村改造实现了农村地公寓化,偏远一些的地区仍处于城乡的转变过程中。城镇化还带来人口职业变动,促使农村文化活动的主体都以女性及老年人为主。从长远来看,快速城镇化及其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科学观念的更新。在调查中发现,科学、宗教、迷信并存于农村文化中。当地村民无论信仰佛教还是基督教,都基本相信科学是改变人们生活的重要手段,也支持科学发展对人类的影响,也非常愿意使用现代化的手段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关于农村基层农村科学文化发展,王丽慧和尹霖提出如下建议:(1)学校教育是改变科学文化现状的最重要手段,增加农村教育投入,尤其是关注农村青少年的科学教育。(2)依托网络、新媒体等新的信息化手段开展文化活动,中青年群体是社区活动的薄弱环节,而这部分群体对网络、新媒体的接受程度较高,因此可以有针对性的设计面向这部分群体的信息资源。(3)将科学传播、科普与居民的经济活动联系起来,目前来看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影响文化环境的重要因素,可将文化活动与地方产业形式紧密结合。

大理大学讲师李陶红博士则以云南白盐井为例探讨城镇化进程中移民正当性,她认为,白盐井因资源优势而带动移民效应所带来的城镇化的确是云贵地区城镇化的一个特例。但是伴随时间的推移,地狭人稠的白盐井对移民容量逐渐达到了峰值的时候,移民的外扩也随之形成,使移民文化也伴随移民群体形成由点到面的“摊大饼”形态,使移民文化形成区域性的文化形态,以这个例子来探讨移民的正当性、合法性。然而,当下的移民仍是正当性的缺失,将移民作为正当性的存在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以如何实现移民正当性的存在方面,用移民的合法性(legality)来捍卫移民的正当性(legitimacy),即将移民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方式又是一种可行的路径。尤其是以人的自由发展的理念与实践来看待移民,“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首要手段”。将“迁移自由”以法高层法律的制度形式框定,作为一种既定认知固化下来,这样其后的具体政策的施行都以“迁移自由”为原则和终极理想,对实现移民的自由流动及自由发展也就顺水推舟。

云南农业大学讲师周红通过对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镇云桥社区的调查,探讨这个由于水库移民(距离昆明180公里外的禄劝彝族传统山村整体迁入)形成的移民社区,随着场域的转移和环境的改变,其物质文化(饮食、建筑、服饰)和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教育观念、宗教信仰)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她认为,积极的变化在于新的发展和新的科技知识等,消极的影响是民族民间文化的遗失。积极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和谐。都市化使云桥民人们有了更多机会与不同文化接触,他们走出原有的、相对固定的生活圈,开始选择与从前不一样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云桥社区的居民完成了原始宗教向基督教的转变,彝族移民在努力改变自己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不断塑造着精神世界,一部分传统文化消失,同时也留下了遗憾,在生产生活方式,彝族价值系统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大改变。云桥彝族的生活状况、生产劳作、饮食习惯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发生了变迁。

云南农业大学讲师董海珍基于一个城郊白族村的调查,分别为从生计方式的变迁、消费方式、交往方式、民族习俗研究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云南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变迁,她提出政府应该在制定一些相关战略部署的时候,应该要考虑少数民族在整个城镇化体系中他们的生存和空间,多听取他们的声音。

发言结束后,周兵副教授做了评议和总结,他认为各位老师们举的例子容易产生共识,很具有创新性,角度和立意也较好,对于树立民族自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他认为这六篇论文中既有亮点也有不足,调查研究不够,希望继续深入研究。

通过该主题发言,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当前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发掘和创新传统文化,以文化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第二,要注重保护少数民族的风俗,保护民族的多元性。

.城镇化与民族地区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是新一轮扶贫开发的鲜明特色,本专题的设置探讨如何将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相结合,由张小敏副研究员主持,亓光勇博士进行评议。

首先是宁夏大学副教授刘学武以宁夏劳务式生态移民实践为例,从生态移民安置区非精准、依托产业企业非精准、移民技能培训非精准、社会人文条件非精准四个层面探讨了扶贫攻坚中的非精准态及改进。他认为,今后改进的重点应关注这些方面:(1)新的移民安置区必须保持与城镇化和区域发展大局的紧密结合,保持同向推进。必须坚守生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2)依托产业企业正确面对和积极解决自身有转型和吸纳低层次劳务移民为主的“两难”处境,重点支持新产业,老业新路子(指新型工业化道路),新业老经验(指借鉴传统经验,防范风险),科技不浮夸,移民不示弱。(3)在移民技能培训方面,建立专门的、常设的移民技能培训机构,对培训对象进行精细分类。(4)在社会人文条件方面,移民迁入区整体文化应是对当地实际以及城市、乡村、生态、原居民、移民等多个文化因素整合后的创新,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新形态;提振人文精神,用文化点燃移民的内在动力,强化其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消除其自卑感和自我边缘化;把劳务移民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国际市场。刘学武博士还分享了他在劳务移民边缘化风险防范方面开展的研究。

关于生态移民,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晓航通过对德钦县达日生态移民村的田野调查,探讨了迪庆藏族女性的反贫困问题,她建议少数民族女性反贫困的战略选择有两个方面:一是推动完善体现性别平等的政策法规体系,从源头上为促进少数民族女性扶贫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增强少数民族女性的扶贫能力,构建少数民族女性扶贫的主体地位。

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高松基于对云南省德钦县霞若乡的调查,探讨了云南藏区的精准扶贫,他所选取的调查地点为是一个傈僳族和藏族的地方,这个调研点比较特殊,关于它贫困现实问题,文章从产业现状,收入,还有能力的贫困、教育的贫困、能力贫困,做了简要的分析。

云南农业大学两位硕士研究生孙秀清和王宇惠在会上分享了她们在山东烟台和甘肃文县开展的调查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耕地撂荒问题。

评议人亓光勇博士在点评中说,有效推进精准扶贫,需要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实际,采取多方面举措,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于研究生的论文要进行了细心指导,提出日后不仅需要规范论文写作格式,而且对于某些文化术语也要斟酌使用。

通过该主题的发言,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生态移民过程中,要不断完善移民者的文化内涵。第二,民族地区贫困群众的个体差异和主观发展意愿的千差万别,必然要求实施精准帮扶要有针对性。扶贫不仅仅要从经济方面进行扶贫,更重要的是从文化、能力角度进行全方位扶贫,增强综合能力。第三,把精准扶贫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小结

在以上五个专题发言和讨论结束后,本次学术研讨会还举行了简短的闭幕式。中国都市人类学委员会秘书长杜发春教授做会议总结,指出本次会议围绕都市城镇化这一主题,进行多学科的碰撞和探讨,除了人类学科学以外,还有经济学、建筑学、农学、城市规划等等相关学科,这种多学科的碰撞思考,对深化都市人类学的学科的发展,民族地区城镇化的研究提供多角度的启发和思考。

中国都市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从参加本次研讨会的28篇论文中评出优秀论文13篇。评选标准:(1)参加会议并提交了完整论文。(2)鼓励中青年学者,副高职称(含副高)以下,有较丰富的田野调查第一手资料。(3)符合学术规范。

中国都市人类学委员会联合主席张继焦教授宣读了2016年度优秀论文获奖名单,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小敏等9位学者获奖,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高松等4位研究生获得优秀博士硕士研究生论文奖。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马煜东为获奖者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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